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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房间里的鱼序(2002年)
(2008-08-03 12:56:32)
17岁那年，随着那辆载满新生的大巴缓缓进入清华园，我透过车窗看着这个少年时期梦想的地方，居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科学家。刚跳下车子，一个足球向我滚来，我冲上去给了它一脚。那一瞬间我记得异常清晰，虽然两眼茫然，但还是满怀着成为科学家的光荣梦想。
我终于没有成为一名科学家。
在这所平静的大学里，我先后修完了三个专业，也没有成为学者或者知识分子或者作家或者技术人员。勿庸置疑我读了很多年书，这并不意味着我很博学或者很有才华，而只是说明了我对贫乏的物质生活的忍耐和对无望爱情的一再等待。曾经我想心平气和地回忆我的学子生涯，但我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绝对不可以写下疯狂、决绝、猥琐和辛酸，写下循规蹈矩和桀骜不驯，以及在漫长而苍白的青春里的耿耿游荡。我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静静地撒开手中屈指可数的青春。学校过于安逸的环境也许真的是慢慢宠坏了我。在图书馆和教室里，一年一年地读下去，渐渐地就感到无限惭愧和不胜凄凉。我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学会，不会认路，不会坐公共汽车，不会到银行存款，不会和陌生人打交道，好不容易学会上网，却更加喜欢一个人呆着。在街上动不动就迷路，每天都要寻找不慎丢失的小东西。我习惯了被别人照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照顾自己和照顾别人。慢慢地我放弃了大家对我的殷切的期待，放弃了天高地远的少年的狂想，开始试着脚踏实地，试着学会知足和宽容。在简单而乏味的生活中，我总是幻想着“驯服”。我总是希望这个世上有一个人真正和我相关，他会因为我的远离而感到真正的忧伤。这一点很像我的哥哥贾宝玉。小学五年级，我反复地寻找的一章书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11岁时，我看完了盗版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并且迷恋着香港枪战片火光枪声中的情与仇。
1999年秋天我组建了一个乐队——幸福大街。没有人可以定义她属于什么风格：民谣、金属、朋克、说唱、工噪抑或哥特，她却寄托了我再次狂热的乌托邦梦想和声音修辞学上的历险。三年来，奔走于大学讲堂、学生宿舍、破落民居中的排练室和酒吧嘈杂的演出场之间，“从而安静的不再安静，神圣的不再神圣，然而乏味的依然乏味，躁动的依然躁动。”我们第一次演出的听众是11个人，包括服务生。酬劳是每个人12．5元，后来是25、50，甚至80元，但很少上100。作为一个曾经梦想着成为科学家的主唱，我深以我的乐队和我的隐忍的乐手们为荣。没有想过要签约。我很懒，没有钱或者是懒得花钱录一个像样的小样。我并不是一个坚持的人，只不过真的很懒而已，懒得去改变。但是我又渴望改变。这就像古代那个挂大饼在脖子上的婆娘，最终她饿死在床上。并非她真的想死。我从来不觉得这个笑话好笑，因为我也很怕饿死。可是我们签约了，如果运气好，秋天会有专辑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精神上的报偿，因为物质上的报酬几乎影民少的。我只知道我们还要继续做，像一名卑微、节制而负责的工匠那样。
我是一个懒人，这么多年来只是零星地写了一些东西，也没有在像样的杂志上发表过什么，甚至在校刊上都极少极少。除了少数的朋友，没有什么人读我的东西，也没有人告诉我写什么，怎么写。我很喜欢在我的小说上面标上年份、日期或者季节，因为这些具体的年份有如隐身的巫灵，轻而易举地唤起了暗藏的忧伤。《蝴蝶》写于1997年秋天，《风月故事》写于1999年3月，半年后才真正定稿，《小龙房间里的鱼》却在2000年和2001年间来来回回写了一年。刚开始时，下笔生涩而凄婉，而到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自觉地收敛那种过于粘稠和偏执的情绪。我羞于提及和列举一大堆自己喜爱的圣贤先师，因为作为一个心不在焉的学生，我沮丧地在自己零碎的习作间，发现了大量的自我重复和辞不达意。我是一个没有机心也没有头脑的浑人，偏偏每一篇小说都暗藏了险恶机心。我曾经试图描述情欲和死亡，却一定不肯给人以阅读的快感，所有的一切是这样的卑微、琐碎和令人难堪。我反对顺理成章的发展和高潮，几乎是刻意和恶毒。但是我知道自己并不真的了解它们，也没有能力讲述它们的秘密。而这些零碎儿终于要凑成一本书了，这于我当然是一个欢喜的事情，却暗地里藏了些羞愧。
我的文字当然和我的音乐相关。“我不大喜欢音乐”。这不是我说的，是张爱玲说的。一个热爱乖戾噪音的主唱，却是随性的人。我们屋女生听什么，我就听什么。“太阳下山，太阳下山，冰激凌流泪……”才子林夕和才女王菲们已经把小资的情绪打造得如此精致，罗大估和王家卫们完美地完成了一代人的怀旧情结，村上春树已经把忧伤演绎到如此动人甚至是毫无心肝的地步。我要长大了，我终于长大了，可是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我那些多少有些不讲理的声音。没有我的用武之地。“就这样了吧，就这样了吧……”我决心在我的文字和歌里抹去这些人的痕迹。假期回到南方，台风深入内陆，暴雨来了，把窗外的树洗得干干净净，把街道都淹没了。随手拿起的就是最精美温和的世俗声音，没有机心的那种，永远不伤人。“音乐总是带着点悲伤。”这不是我说的，还是张爱玲。村上认为音乐得以存在，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有人在太阳下拼命劳动，才有人吃饱了饭去炮制精美无用的东西。我们家是不听音乐的。家里十年如一日，很少添置什么家具和奢侈品。而我的少女时代仍然活泼泼的，吵吵闹闹就过来了，全无芥蒂。
我已经努力地试图轻描淡写了。我想要那种不痛的东西。那种轻的，欲仙欲死的轻。它是让人会心的：清晰、美好、无法回避，徐徐而来，令人动心。我要喧嚣过后的洗尽铅华，我希望它假装像泡泡一样，轻轻地飘。然后有人嘘声而起。但是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些声音心无旁骛地进行。我是温和的，同时也迷恋这些：无常、乖戾、造作、脆弱和暴力。你也许不知道，在这种暧昧不清的想象中，我具备所有天才艺术家的热忱和天真。
“阿飞你应该找一个男朋友，那样就有人照顾你了。”我的同屋好友夏竹——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一篇文章里记录我们零星的快乐。
“于是我就开始搜索我在网上认识的各种男孩，决定介绍一个给河飞认识。不久我就取中了一个，开始向阿飞大力吹嘘那个男孩是如何如何的善良帅气而且优秀。阿飞听完之后说，好啊，可是我是不是应该送些礼物给他？我说这倒也不错，你想送什么？那时我们正在青四公寓外面的土堆上抠泥巴，阿飞捏着一些土说那我们送他一盆大蒜吧，告诉他那是水仙花，让他好好照顾，等着春天开花。我听完之后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礼物之一，于是决定帮她送给那个帅气的男孩子也就是后来我们网络家族的大哥。为此我特意在自己的饭盆上戳了一个洞，在其中盛满泥土，然后把几颗剥开了皮的大蒜放了进去。我大哥将信将疑地收下了那盆被我们称为‘土行孙’的大蒜，每天兢兢业业地给它浇水。那几颗蒜粒躲开了冬天的寒风在暖气片旁边疯长，最后终于原形毕露。这件事情就成了我们家族史上最经典的笑话之一。”
夏竹始终认为我是一个“浑人”，在我们三年共同的读研生活中，她负责分享我有限的糖。在她启程开赴南方工作之前，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在某个清凉的夏天夜晚打车到联想桥附近的某个餐馆饱嗜了一顿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的麻辣小龙虾。作为古雅文学的爱好者，她并不怎么看我的文章，但出于一种纯粹的友谊，她总是很给我面子，强烈要求我在扉页把书献给她。我的虚荣心当然是很欢喜这样由衷的肯定的。但这本书不献给她，因为这里有太多乖戾和阴郁的情绪。下一本要献给她，说好了的：这是曾经梦想成为科学家的她献给曾经梦想成为诗人的她；想成为诗人的那一个，最终没有成为诗人，而想成为科学家的那一个，最终也没有成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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