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天蝎座。我曾经想做黑社会老大的马子，还想发明永动机。我们的幻想缘发于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的社会主义社会，既不够热情也没有足够浪漫。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喜欢唱歌，在上大学前没有能够加入任何一个合唱团——老师说我个子太矮。更重要的原因是，只要有人在跟前，我就立刻张口结舌。我在大学时来运转，加入了合唱团的二队，所谓“二队”，就是候补的意思。我涂着红扑扑的胭脂上台时，因为统一的白色礼裙似乎经年不洗，又要裸露着双肩，于是感到十分害臊。因为过度的局促，在北京音乐厅我还没来的及开口唱，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获得了第一名。

他们说我唱歌的声音有些特别。有时候，我的声音过于尖利，我也还没真正学会哀而不伤。许多人诟病过这一点。我的同事陈小手打过一个比喻，说是小女孩在杀猪。后来他们说有一个比喻，就是铁皮鼓，有一个小孩子，敲着铁皮鼓，他尖叫的时候，玻璃就碎了。这个小孩子拒绝了成长。我发现了我们的异曲同工之妙。

有一年春节，我谈恋爱。我在小学女同学的唆使下，到县城里最贵的发廊里，花了将近300块钱，烫了平生第一个卷卷头。2个小时后，夜幕降临，我坐上公共汽车回家，在晦明不定的车窗反光里看到自己的满头卷发，有些不自在。中学生守则说过，女生不能烫发，长发不能过肩。我身上依然有着一个又红又专的好学生的迂腐之气。我的恋爱很快寿终正寝，2006年春天，我穿着一件好几年前的100块的打折风衣，站在北京南城的大街上，我刚刚失去赖以生存的职业，太阳依旧慷慨地洒在我的风衣上，我却深深感到惶恐不安。这样的惶恐是从童年就开始了，好像是要失去什么，或者已经失去了什么。2005年12月15日夜里，我还接到那个人的电话。我回想起那个夜晚我们通过电话，但是依然不记得我们说了些什么。我把一切偶发的垂怜和关心都当成了某种感情。我至今不能确定别人是否爱我，有时我怀疑这一点妨碍了我心智的成长。我一直认为嫁给那个人，我可以拥有他非常大的书柜（我崇拜知识）。这样我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在看书，写作，偶尔唱唱歌，房事过后我自行去另一个屋子过夜。我把生活想得过分轻易和美好，为此追悔不止。我始终想，如果，如果从头来，如果我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如果我没有那么文艺气，如果我稍微识一点时务，不那么惹人讨厌……没有后悔药吃。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爱过，除了那个大书柜。

    我们的忧郁和痛苦，来得过于空穴来风，而我往往也容易语焉不详。我始终怀疑那些孤独感，歌里的撕裂感，仅仅来自一些病理学的症候，而与这个喧嚣的时代没有真正关系。我怀疑所有的时代都没有造就或者亏待过艺术家，我真的怀疑，他们是折翅的天使，站在废墟之上，忧伤地回望历史，真切又虚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