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胸怀模糊和遥远的理想的异乡人一样，他们无一例外地逃离故乡，然而，在他们身上，你发掘不出家园、乡愁、爱情这种乌托邦的抒情意象。青春、流浪和爱情，这些大可渲染的传奇早被深深地埋葬起来，四年前圆明园艺术家村流浪吉他手英俊的脸已被成熟和沧桑悄悄替代，他们放弃了过去，那个曾经的抒情时代并不属于他们，甚至他们也没有将来。诗人死去，歌者活着，除了转瞬即逝和昙花一现的现在，他们手中早已空无一物，没有力量去挽留或者获得。他们屈居在社会的边缘，从来不去标榜什么人性、思想这些形而上的名词。他们不是英雄，不是明星，不是楷模，只是真实存在着的个体和有力的群体。在这个生了病的世界里，他们身心健康。他们的反叛，不再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罗曼蒂克的反叛。这些一无所有的成年人，这些大胆地在音乐中反音乐的逆徒，这些在媚俗的商业社会中艰难存活的人，这些带着枷锁起舞的贱民，你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粮食使得他们如此的瘦和坚强，坚强得像一把敏捷的钝刀，让你想流血、尖叫、跳舞和做爱。这种来自底层的声音，伤害了你又包容了你，让你在黑暗中感到了安全和安慰——这是一种在彻底的自我放逐之后所能得到的最深切的同情和安慰。
　　按时工作，按时睡眠的人们，祝福你们良好的作息制度和稳定的幸福生活。你们在音像店里可以买到秃头的零点、长发的唐朝、煽情的黑豹和貌似稳重的老五，但你们买不到舌头在一间蔽旧的地下室里呼啸而出的如尖刀利刃般的小样。中国的摇滚，可以偏激，可以极端，但它作为一种商业文化，总会不可避免地被本土的错综复杂的运行机制变得疲软，连这种先锋角色都会沦为一种表演。当另类成为主流，朋克成为小青年嘴上叨着的时髦名词，各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朋克乐队的嚣叫充斥着酒吧的每一个角落时，舌头始终是平和，沉默的。甚至他们拒绝了媒介的宣传和采访。他们赤裸上身，提着水桶，在偏远的村子的小路上从容行走，像一个真正的农夫一样，神色安详，方言浓重。中国没有真正的朋克，如果一定说有，也许只有两个：一个是崔健，另一个可能是舌头。目前所不同的是，崔健有车子可坐，而舌头是徒步的，也许他们一直都会在路上。我想光荣地提到这些人，他们披着尘埃之衣，在世纪末呐喊。他们必须谦卑并且骄傲，就像那些沉默的兽和坚硬的石头，时间不可雕刻，女人不可改变，故乡不可挽留。在历尽尖叫、流血、耻辱和荣耀之后，仍将粗糙、敏感，仍将保持一种姿态，游荡，或者站立。
　　热爱摇滚的人们，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人轻率而又郑重地爱上这些游荡在世纪末的人们，在那些挥汗如雨的夜晚，在长久的麻木的等待之后，你们鼓足勇气，远远地、空中楼阁地爱上这些徒步的异乡人。你们要相信我，一个知命柔顺的南方女子，她虽浅薄，却举起手说出真理：他们，身为贱民之王，将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