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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歌手为什么没有钱？
昨天，在一家咖啡店里，我反复向吴虹飞讲亚当斯密对分工的伟大表述时，他几乎没有兴趣听，只是说自己的生活快要进入绝境了，急需别人包养，赚钱来做她的幸福大街乐队。
幸福大街是中国摇滚音乐史上的一支精英乐队，吴虹飞是主唱，清华中文系的现代文学硕士。如果向学院派和精英摇滚受众传输这样的音乐符号，幸福大街必须成为音乐和商业上同时成功的精英乐队。
北京是一个摇滚音乐的出产地，生产方式是手工与地下的，销售方式是等客上门购买的。几乎这样的一种生产传统下，这一种音乐式样难以获取资本的大包装。
摇滚音乐群体基本上是一个不富裕的圈子，我要用最原始的理论告诉她，如果没有分工，就不能有愿意获利者进入这个圈子；如果没有资本与取利者进入，这个行业的分工就一直不能进行效率的提高。我们在想，为什么都是拼命唱而且摇滚乐手更拼命这样的情境下，后者赚钱少？因为没有分工的生产方式中，效率不会突破临界点。
吴虹飞立即反驳说，她宁可这样，她只爱音乐。
这似乎是一个经济学悖论，而这正是分工的奥秘所在。
如果你爱音乐那是赚钱的最大基础，分工让一个爱音乐的人更爱音；分工让一种手工音乐生产方式更为手工。就像一种手表一年只生产几十块一样，需要很多年才能等到一种纪念款。摇滚音乐也是如此。社会分工和资本的进入会让更多的手工音乐生产者更陶醉于他们的音乐而使这一产品更加美好，而那些每天也在陶醉但含金量不高的人群只能成为没有交换价值的自有产品使用者。
如果一个乐队希望音乐的自我实现，首先是分工与商业。
披头士的成功首先是商业上的成功，但这并没有让列侬失去创作激情。
相反，金钱与毒品让音乐闪亮。
晚上，在北京鼓楼后面的一个深居的小院里，吴虹飞告诉他的鼓手老田说：我们需要一个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