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我真的很忧伤。我想去西藏。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吧。我可以住在拉萨招待所。白天一个人出去勾三搭四，我绝不会一个人去无人区，我也不想站在山冈上看着云朵，就象流行女作家一样，恨不得让灵魂变得纯洁无暇些，实际上是无法面对内心的丑陋——她们的优越感是令人吃惊的。小资作家，小资歌手都如此，超脱不了什么。又无法真的执着于什么，她们过于轻巧。不象我，我有时沉重地，仿佛历史要落在我肩上，仿佛奥威尔的1984里的性欲，带着浓重的观念和斗争，一种抗争，反抗。我有时轻巧到，所有人都要厌弃我。

但我依然想去西藏。我想去过很久，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地就到了都江堰，奔波，失眠，焦虑，为了乐手的几千块钱，和人争吵，从来如此。为了唱片版税，为了出唱片，为了乐队的报酬，为了演出的顺序，为了得到更多的尊重，我要吵架。而实际上，我是不愿意和人争执的。好象是一种强迫，为了一点尊重，要这么不肯屈就。

 

如果我一直是一个倔强的人，也无妨。但是我软弱，我容易妥协，容易信任别人，容易动感情，其实是一种家庭教育的失败，我没有独立见解。我犹豫，我选择有过不恰当，我分不清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很多时候，我容易轻信别人。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什么用处的。如果你一定要来问我，你爱我吗？

我依然会说，爱。

不是一定要爱，而是完全不忍心说不爱。

 

等到乐手领到了钱，我才松了口气，我甚至会看到主办方一点鄙夷的笑容。好象我多么贪恋这笔收入一样。我心里叹口气，如果我愿意勤奋些，我是可以挣到很多钱的吧？但是我在乎乐手的收入。

过去，我的任何一个乐手离队，他们都会哭。背过身子黯然离开。老耿离队的时候，我完全不觉得难过，我觉得象树叶落下，一场筵席已经结束。这是再自然不过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有过理想，为之奋斗。可是现在我们都老了。理想依然是理想，不是我们的。

我以为我没有难过，但是老耿走的时候我哭了。我只记得小康离开的时候我撕心裂肺地哭过，好象心和肺都不是自己的，都可以吐出来扔掉一样。这样痛过之后，老耿上车的时候我依然背过身子哭了。

我的每次演出都会想起他。好象一个远行的朋友。在我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吉他手，没有过妥协。他希望我更坚定，更撕裂，更有力些，更叛逆些，更决绝些。可是我不是。我只是一个庸常的女人。我惯于妥协，我惯于微笑，我喜欢逢迎，我希望得到心灵的安静，所以逢迎了整个世界。

我和他到底不同，可是依然是搭配得最好的主唱和吉他手。他的噪音正好是我的声音的注脚，我到底是不够甜美，和我的声音一致。我们热爱声音，我们曾经内心灰暗，到现在我们依然不向往光明。可是，老耿也许是失望了，疲惫了，所以他离开了。

我经常在演出的时候，想念他。因为他离开，我们变得更加凡俗和甜美，我知道幸福大街不再是过去的幸福大街，带着乖戾，带着不妥协，带着凶猛呼啸而来，现在的幸福大街更加浅吟低唱，也许再没有任何音乐上的建树。但我们会在酒吧的无声息的演出中存在着。这样的存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个时候，音乐真的，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单纯的旗帜和理想了。

我们老了，尤其是我，在半年的流离中，迅速变得憔悴起来。但总是要这样的，我不是一个妖怪，总是要老的。胭脂盖不住的。眼角很快要出现皱纹的。理应如此，如果幸福大街不再是过去的幸福大街，它理应老了。

它甚至没有绚烂过。可是谁在意？我相信老耿不在意，我曾经有些在意，但不那么在意。我过去爱一个人，可能是虚荣。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么虚荣了。我知道我过去很自私，我只能尽可能不那么自私，不去要求别人爱我。我伤害过别人，音乐是我的武器。就这样，我们过去为过理想高歌呐喊过，可是现在我不会了。

现实如此，我采访不了窦唯，完成不了单位交给我的任务。我无数次感到自己无能。是，我没有任何能力采访到任何人。我无法为单位作出更有效的建树。我曾经是一个牛比的主唱，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我依然采访不到那些最难采访的人。这是现实，我其实非常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