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  英

    七月的骄阳，人们难以忍受，排队上车的人挺多，我排第七个，再挨三四个人就能排到树影下。大家晒得汗流夹背，不少人都羡慕排到树底下的人，因为起码凉快一大截子。
    这是去门头沟方向的长途汽车，发车点是前门，因为天气热，明明知道两个小时一班，不少人还在埋怨售票员怎么老不出来开门，更不知道这车什么时候：“鞋底一搽油”——走人!
    我所在的美术学院在风景优美的龙泉坞实习已一星期了，那儿有山有水，风景奇佳，极宜写生。我这是进城办事，完事后正要返回那里。
    天气热归热，上车的人急归急，但今天排队的人有些怪——很少东张西望，时不时的都向前方看去……
    我也好奇地跟着方向朝前望去。
    原来前面排第一的是一个姑娘，不看人光看影就知道她站在这个队伍里是鹤立鸡群。她身着一件白色布拉吉，脚穿一双白色高跟鞋，胸脯挺起、仰头叉手，黑油油的一根大长辫子甩在后腰，这举止和风度不像天鹅也像仙鹤。那个时候去门头沟方向的都是些煤矿工人、菜农果农、钢厂职工，这种打扮的人很少上这个车。
    她带了两个大包：一个大提包、鼓鼓的，另一个大网兜，也鼓鼓的，红红绿绿全是吃的东西。
    我上车后坐在靠窗的第二排，她在第一排本来是一号座位，车上只有一二号座朝后面坐，不知她上车后怎么换了座……
    人啊!人。不管你是不是坏蛋或流氓、人要是长美了还真的惹眼儿，不瞒大家，我也看的愣神儿啦!
    我估摸着她可能是文工团的，向西去有铁路文工团，可是到了二七礼堂她没有下；我又估摸着她是钢厂里的什么搞宣传的，可到了石景山她也没下车，模式口没下，金顶街没下，那她上哪儿去呢？其实，她上哪儿去我管的着吗？
    在车上我看到她的半个脸，耳后的头发，真美，腮帮子像鸡蛋白，鼻子是鼻子，眼儿是眼儿。我不由自主趁汽车暂停的时间掏出速写本画了起来……
    前面第一排一个小伙子看我画她，把头一伸一伸的，看了我又看她，挑衅的眼光递给她，拍马屁一样的示意她“他在画你呢!”
    几看几不看，弄的众人都看我，最后她也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不过没说什么。
    我狠狠地朝那小子瞪了一眼，意思也是说，你管的哪门子闲事呢!
    车到了城子，还没过桥她先站起来准备下车的样子。我疑惑：我不下你也不下，我下你也下!到城子下车不是去琉璃渠就是去龙泉坞吗？别的没处去呀!我又管起闲事来了，人家爱去哪里去哪里，这精力真是旺盛!
    她下车了，我随后也下了车，下车向右拐去龙泉坞，她真的向右拐了……
    龙泉坞离这里足足有四五里路，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她背着两个包在前，有些吃力，我走在后面，只背着一个画夹子。
    沿河向西走去。因为这儿风景太美，我的眼神儿就不够用了。然而，她婀娜身影却不时的将我的眼神给拉回来。
    永定河水清澈见底，河床上是一层鹅卵石，大的像群象，小的像群羊，被河水冲刷的圆溜溜，一尘不染。河的对面是一排青青的大山，伟岸而又挺拔。再向西望去，一条又高又长的铁路大桥从山与河上方直插过去，当火车驶过，在满天通红的夕阳里，这声音、这气派、这云、这雾、这山、这烟。真不知是到天上人间还是人间天上!
    天工开物、鬼斧神工，这些山山水水怎么就美的那么讲不出道不出呢!
    这时，前面走的那个“天鹅”，两个大包压得她有些吃力，她已经越走越慢了……后来她干脆将两个包一放，不走了。
    这一下可糟了，我这个在后面跟的人得赶快“逃离现场”，绝不能犹豫不决。我要让她感到我是走路人，我想，我才二十郎当岁，跟在人家后面当“色狼”可不行，干脆，挺胸闭眼超过她!免得在后面踏步受罪。这样一决定，我的步子快了，而且很快赶上了她，我给我鼓着劲儿，再向前!超过她!
    及至走到她身边的时候，没想到的是她猛回过头来将那个大提包往我面前一推，命令式的说：“给我拿着”。着实地吓了我一跳!
    两个重重的大提包一前一后搭在我肩膀上，我们四只大眼儿瞪在一起。她瞪的大眼儿是带俏皮的摸不透的挺信任的神色，我瞪的大眼可就复杂了……
    当时我确实是傻小子进城，不知道怎么着了，一来，她怎么就这么老实不客气的让我当这个“劳动力”？二来，我想不到的那么受宠若惊，她可是只“天鹅”呀!三来……三来……三来呀!她可真美!
    她的神色倒是自然大方，我呢，脸红到脖子根了。咱是一年级大学生，还没有机会正儿八经的与哪个女孩子“正面冲突”过，再说，我第一次从正面和她“对接”，她惊人的美丽使我这“预备男子汉”的眼神儿能挪开吗？照实说了吧!我已经挪不开了……
    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我的脑瓜子在充血……
    她先说了话。因为我还傻着哪!
    “你是美术学院的吧？”
    “是。”我说。
    忽然一楞反问她：“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上车我就知道了，你画我来着吧？”她说。
    “……”我摸了一下头。顺手还抹了一把汗。这天是热，这两包东西也绝不轻。
    包袱卸给了我，她这时可真是身轻如燕，我呢，扛着这几十斤宝贝吃的，汗粒子从背上直往下流，她为了转移我的视线，不时的给我讲话，我知道了她是中央歌舞团的、跳舞的、天热团里放假……什么的。可她到这里来干什么？我不好问。这样走了一里多路我就有点那个，唉!这也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她看出来了，这大学生到底不是农哥儿们。这儿的农民能扛二三百斤，我哪里是对手呢!
    她穿着高跟鞋，在这虽然算平坦的石子上，也有些受不了啦，所以她提议“咱们休息一会儿吧!”说着，她拐向右边的河滩，找了有几块平整的大石头的地方坐了下来。
    我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她把鞋脱下，从大网兜里找出来另一双平底黑布鞋放在她坐的大石头上。
    “还挺会疼自己的！”我想，她拿出一些吃的、喝的，两只脚泡在水里，真惬意!
    她也没忘了我，顺手掏给我一根香肠，一个又小又圆的很漂亮的面包，并说：“不够再拿。”
    我憋不住地问她：“你跑到这山沟来干什么？”
　　她一笑：“这是我家我怎么不来呢！”
　　她家？！
　　“怎么？你不相信吧。我妈妈、爸爸、弟弟一大家人哪！”
　　“那是谁家？”我问。
　　“你认识小根来吗？”她说。
　　“别人不认识，根来可熟了，我们就住他家隔壁，天天和我们在一块儿。”我说。
　　“这就对了，他是我弟弟。”
　　啊？！这小根来土头土脑与这个“天鹅”怎么就能凑到一起呢？！就年龄讲，“天鹅”就算有十八九岁吧，这小根来才七岁…….
　　她把放在嘴边的面包拿下来，情绪有些低沉，“我是后父。”说着脸转向北山。
　　我想她一定有些难言之隐，我转了一下话题：“咱们吃了这些玩艺儿怎么都是外国的？”50年代外国东西很稀罕，这样问亦不为过。
　　“我们团刚从东欧七国访问回来。”
　　“你学什么舞的？”我又问。
　　“芭蕾。”她情绪很低沉。这一问一答的怪没意思的，索兴我提议给她画一张速写吧，她没吱声，但是随着摆了个姿势。
　　我画起来了，没说话，怕再问错了叫“天鹅”不高兴。她虽然不动，看的出她是在愣神儿！
　　她的身材和形象，令我走笔如神，虽然手心出汗有点哆嗦，但是五分钟不到我就完成了，动态和味儿都挺不错。我毫不谦虚。
　　她要过画夹仔细琢磨，笑了。因为我把那双一只朝天一只扣底的鞋和那块咬了一口的面包也画上去了……
　　好！她乐了就好了。
　　没见到她笑是什么样子，这一见不要紧，一辈子就忘不掉了。

　　日落西山了，我们得往前赶路。我扛起那两件东西等她穿鞋上路，她随后跟上来挎上我的胳膊，歪着头说：“真不好意思。”我被她这一挎又弄傻了，刚才在前门上车的时候谁想得到那个鹤立鸡群的姑娘现在挎着我！更没想到她那两个大提包让我这傻帽儿扛着。唉！世界真奇妙。
　　快到村子了。低低的核桃树一片接一片，石子路上的泉水横流过来一道接一道，我们走到朦胧诗般的国度里了，她路比我熟，跳到一个土坎上以后就上了一条小路，她说可以近一大截子。
　　我跟她去了，一路上柿子、核桃、大白杏、小沟、大沟、烂泥沟。低头过坡，迈腿跳沟，到处是泉水，也到处是烂泥，我们俩人的鞋起码加了二斤泥。还真有意思！
　　“我到家了”。她停住脚，回过头来对我说。
　　“什么时候我们同学画画你？你挺上画儿的。”我想她既然休假，我们完全可以见上几面。
　　“我住在后院小东屋，让小根来领你去吧！”她没讲画画的事，只是叫我去她那儿玩。
　　她把两个包接过去把手一伸，热情的说了一声“来玩儿吧！”回头又对我讲：“噢！我忘了，我叫戚英。”说着，她把手轻轻搭在我的手上，算是再见了。没等我回话，她已进门去了……
　　
　　我回到队里，折腾了一宿难以入睡。
　　第二天我向我们班主任夏先生讲了戚英，建议我们画她几次，夏先生同意后，我像小孩子盼过年一样这整整一天我就盼着到晚上去给她送个信，请她定个时间，这样我好见她一面。
　　不知道怎么啦！我总想见到她。

　　中午吃完饭，我回到队长家的宿舍，他家后院一间小屋，住着我和另一个同学，没想到“冤家路窄”，我正碰上她提着水桶与根来扛着扁担一起去抬水。她今天这身打扮与昨天截然不同。
　　她穿着从外国带回的漂亮的大花短裤短褂，大辫子往后一盘，光脚穿着一双黑布鞋，鞋跟没提上……
　　天生丽质。浓妆淡抹总相宜——这身打扮更增加了她的妩媚。
　　我只看了个背影，她没发现我，我亦庆幸她没回头，因为两句话的事，只是问问她什么时间可以画她嘛！否则晚上没有什么理由去找她了。
　　这儿的大白杏是出了名的，我们师生都参加劳动，我背了一下午杏，晚饭没吃出味儿来就把碗筷放下，抬腿出了大门。

　　其实隔壁就是戚英家，大门敞着，我像小偷一样摸到前院。前院没人，我径直去了后院。
　　没进二门就听到一阵打骂声，骂的十分恶毒下流，“操你妈！叫你不！”，“操你吗！叫你不！”骂声中还夹杂着“卜卜”的棍棒打在人身体上的声音。我急急走到门缝一看，啊！……
　　竟然是戚英在挨打！
　　她已经被打得躺在地下，肚子露在外面，上身的小褂已经撕得破烂不堪，黑油油的头发早已撕得乱七八糟，只听戚英咬着牙反复说着一句话：“就是不！”、“就是不！”……
　　两个男子大汉凶神恶煞般在行凶：一人拿扁担又打又捣，一个拳脚交替又踢又踹，这柔弱女子哪里能受得了这番摧残！
　　我这时什么也顾不上了，破门而入大喝一声：“住手！”
　　两个男人一愣，回头见是一个青年学生，便粗暴地嚷道：
　　“你他妈管得着吗？！”
　　“我偏要管！打人犯法！”
　　“滚！滚一边子去！别他妈找难受！”一个年轻但相貌丑陋的男子骂道，同时又举起手中的扁担。他的脸因失去理智的狂怒而愈显狰狞。
　　年老的男人抬脚又向地上的戚英没头没脸地狠踢，嘴里还不解气地骂着：
　　“我叫你不！我叫你不！……”
　　眼见戚英头上的血已糊住她的额头和眉眼，我冲上去，一把抱住那个年老的男人，这时，那年轻的一扁担狠狠的打在我的肩膀上，口中恶骂：“你从哪个X窝里爬出来的？！揍你个王八的三孙！！”
　　年老的回过身来就势给了我一拳：“操你妈！你管的哪门子闲事！”
　　我被激怒了，抄起一个板凳举手正要砸上去，冷不防从后面上来一只手死死的把我抓住，我回头一看，是一个面容憔悴的老妇人。
　　她连连向我哀求：“没你的事儿，没你的事儿，你快走吧！我家的事你别管……”
　　这时遍体鳞伤的戚英艰难地撑起上身爬了起来，一边用手把撕碎的短褂掩住了她的前胸，一边无力地说：
　　“你快走吧！”
　　“你快走吧！”。老妇人用力把我推出了门口。
　　我一边用力抵挡着老妇人的推搡，一边喊着“你们不能……”一边扭过头地去，向地上的戚英投去匆忙的一瞥，我看见戚英也正抬头望着我——
　　这是多么短暂的一眼啊！至今我也不知道，她这眼中包含着的是一种告别——情愿让他们打死好了呢？还是一种关切——怕我受连累被打伤？或者竟是一种责备——责备我没有奋不顾身地去救她？
　　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上了！里面又是一种杂乱而不祥的声响……
　　我无奈地伫立在门外，感到自己竟是这样的无用…….
　　这与昨天戚英的形象不是天上地下吗？！她们家的事我不知道，但是一个在中央歌舞团当演员，在亿万中外观众面前赢得无数掌声的人尖子，竟然一回家就受到如此虐待？而她竟不知道反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带着一肚子气愤和满脑袋的莫名其妙离开了她的家……
　　我的肩膀火辣辣地疼起来了。这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带着一脑袋疑惑上山了。挎上背篓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肩膀上昨晚受伤的地方已经是黑紫色的了。
　　上山只有一条路，人来驴往热闹异常。因为天气预报讲有大风警报，所以全村上下男女老少、驴马都训练有素，不用人牵，自上自下，放上杏就走，卸下筐就来。
　　我咬着牙背了近两个小时，正当我停靠在一棵柿子树下休息时，抬头看见从山上下来一位众人皆称其为“小老师”的年轻姑娘，也背着满满一筐杏下山。我老远里就叫她“来！快来这儿休息休息！”
　　她叫麻玲，今年才二十岁，怀柔人，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龙泉坞来，当了这儿的小学老师。因为学生少一至六年级全是她一个人教，她既是校长，又是班主任、又是校工也是卫生员。因为她人好，又爱孩子，全村人都敬重她叫她“小老师”。
　　她个子不高，一脸娃娃相，活泼而可亲，我一到龙泉坞就很快与她熟悉起来。
她走过来，把篓子往坎上一托，靠在那里回头问我：“什么事？”
　　我把昨天在戚英家见到的所有的事全端了给她，并说出了心中最大疑团。最后我愤愤不平地说：“就是自己家人也没有那样往死里打的呀!一定要想办法治治那两个恶人!”
    她听完讲的以后，随口说了句：“咳!她家的事，说不清楚，这可真有年头了……”
    她这一说我更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你能不能给我讲清楚。不瞒你讲，为这，我昨天我还挨了一扁担加一拳头，这事我弄不明白，这一辈子我还能睡个好觉吗？!”
    她笑了，大概是笑我这个方外人怎么就沾了人家的“光”。
    片刻，她站起来说：“走!咱们干着活，一路上讲吧!”
    “这个村除了我麻玲都姓张，戚英为什么姓戚？想知道吗？”
    我抢着说：“她不是后父吗？”
    “你就知道这一点，听我讲吧!”
    “……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戚英才两岁，她家在杭州，她爸爸是个音乐家，拉小提琴的，妈妈是他的学生，由于对她爸爸的崇拜，师生相恋结了婚，俩人非常恩爱。不巧赶上抗战爆发，全城人几乎都想逃到安全的地方。他们爷儿仨坐着一个挤满人的大车往重庆逃去，没想到车经金华以南的汤溪就和一辆对面开来的军车相撞，两辆车全翻下山，当场就死了一半，戚英妈妈只捡到一个提琴弓子，带着戚英只得又回到杭州……”
    “战火纷飞的年代，孤儿寡母怎么生存真成了大问题。她妈学的是音乐，那个时候谁还去顾那玩艺儿，为了活下来，她妈什么都干过：保姆、教员、工人、打零杂……但是一个力单身薄的女子又能样呢？戚英三岁上她妈妈经人介绍认识了这个张金鹏，就是她这个后父。他原来有妻儿，妻子悬梁死的，到现在也没查出个水落石出，再说他在这个村上辈大，也就没人追究这事儿了。留下个儿子叫张家宝，就是昨天一起打戚英的那家伙，他比戚英大四岁。一点儿人性也没有。”
    “张金鹏是个丝绸贩子，经常去苏杭一带贩货。张金鹏那时有点儿钱，戚英她妈也就认命。但是说好一个条件，张家宝和戚英认了娃娃亲，这样亲上加亲后父不致有好有歹的怕别人说不好，双方一同意，戚英就没改姓，因为一改姓张，就没法说了……”
    “戚英从小就长得俊气，没一个人不喜欢她的，这儿的人不叫她戚英，年轻的叫小英子，老人们亲切的叫她英子。”
    “英子妈嫁张金鹏时也顾不上他有没有文化，动乱年代嫁个买卖人算不错了。张金鹏仗着他辈大，他有事谁也不敢讲，英子的事就是这样，张金鹏爷儿俩打英子是家常便饭。”
    她把篓子向上托了托，肩膀大概有些疼了，路上碰上了人和她的学生，她只点点头，只顾把我要听的讲完。
    “……到了北京后，英子妈生了个儿子，叫根来，大名叫张家俊，可一点也不俊，怎么丑怎么长，她妈妈可真长得标致，才到龙泉坞时张金鹏根本不让她出门，人漂亮了怕惹事生非。英子妈天性懦弱，张金鹏动不动就来硬的，她受的罪不比英子少，一辈子给整治的没出几次大门。根本别看长的不好，可很聪明，对人也仁义，大家也喜欢他……”
    “英子到了十二岁，事情发生了变化。”
    “这儿每年大白杏下来都一车一车的往城里送，每年送杏时节像过年一样，长长一大排马车队，很有气派。全村人家都出来凑热闹。”
    “这一天大队人马满载杏子将要出发去城里，西庄头上的志福大伯没儿没女，加上几个车把式一起哄：‘带上她逛逛北京去!’志福大伯也这么想，让城里人看看咱们乡下人也能飞出个凤凰来!”
    “大伯把大手一架，英子就神气地坐在高高的杏筐垛上，她满头扎着花，穿着一身花衣裳，老远看去真像个什么高跷队来了……”
    “到了地安门，英子给抱下了车，站在一边看他们卸车。没想到这收购站旁边就是中央歌舞团，人家一看她就留了心，找出领导来给志福大伯‘谈判’，想留下英子参加歌舞团，英子的身材天生的舞蹈苗子、人家一看中就相中了。”
    “志福大伯是个老实人，怕担不了这个责任，因为这并不是他的孩子呀。后来歌舞团干脆跟着这大队人马来到了龙泉坞。”
    “张金鹏是个商人出身，小算盘打得滴溜溜的转。歌舞团的干部开导他为了孩子的前途，为了国家的文化事业……张金鹏把头一扭，他根本听不进去！后来又绕着弯儿的磨着圈的讲到英子去了的待遇，吃、穿怎么包下来，怎么营养……这下张金鹏开了窍，他可是个有数的人，他同意了。但是同意不是去支持英子的什么艺术、前途，他算计着怎么可以省心又省钱、放长线钓大鱼，将来英子成了名人他家怎么风光，再说，那时要回来当他的儿媳也不迟，不过这次他算计错了，他没想计划不如变化快，不在一个文化环境里肯定会出岔子的。”
　　“几年过去，英子在团里的熏陶与培养下，可真成了材。她成了团里的尖子，她长得没说的了，这些年出脱的像朵花一样。她经常出国。见的世面多，眼神儿都与常人不一样；可张家宝呢，一天到晚在农村干活，脾气又楞又拗，本来就丑，一晒一累又老又黑，这儿叫他‘黑宝’，加上没有文化，这很自然把他和英子的差距拉的远远的，娃娃亲算个啥，现在又不兴这一套了，我们都看这事不行了，他俩站在一起谁也不会说是一对夫妻!”
    “……23岁的张家宝还不能与英子结婚，在农村放着这个年龄早就生儿育女了，爷俩就揪心了，英子一回来他们就逼，他爷儿俩又不会说话只知道揍，每次英子回来探家，回去都是鼻青脸肿拉拉着腿回去，这儿的人没有遇事商量着办的习惯，不是逼就是揍! ……英子真可怜!”
    “为此，歌舞团的领导来过几次，和我们村的干部一起动员张家老少爷儿们，他俩根本听不进去，破口大骂，差一点和干部打起来。前年团里又来人做工作，爷儿俩真的动起家伙，拿斧子要把人家劈了!”
    “……现在人家也不来了，随他去啦!”
    “这么打，不回来行不行？”我气愤地说。
    “不回来？他们爷俩上团里闹!再说她还有亲娘在这儿呢!”
    “……英子也因此一年多没回来，这次出国回来看看，还算她有肚量，没生这两个老爷们儿的气，这英子很孝顺，不是为了她妈恐怕早就不回来了，免得回去又打个半死。”
    “我们村的干部们没有敢近他们身的，你们房东大队长家离他家最近，可是两三年也说不上一句话……臭狗屎!”
    “那……那这么下去，戚英可怎么办呢？”
    “谁知道!反正这样下去，没好!”
   
    我闷在屋里三天，什么也没讲，什么也没问，只觉得浆糊一样的脑袋瓜子，变成了一个真空的，记不清这几天干了些什么活、画了几张画、见了什么人、吃了什么饭……
    乃至第四五天我平静下来以后，才感到像做了一场大恶梦。
　　我的同学告诉我：“你病了好几天了，发烧三十九度，嘴里直讲胡话，叫的最多的是戚英……”
    小根来不再来了。他爸爸说再来就把他的腿打断。
    戚英走了，是她们团里来人抬走的……
    不久，暑期结束，我们回到了北京。
    第二年夏天，又到了收获大白杏的季节，下一班的同学又去龙泉坞写生了，我怀念龙泉坞，也挂记着那个折了翅膀的天鹅。我曾经几次到中央歌舞团去找过她。得到的答复总是：不在。
    我决定再去一趟龙泉坞。
    龙泉坞仍然那么郁郁葱葱，但变化也不小，已经修好了柏油马路、宽大的路面一直修到村里。
    我东张西望，希望以戚英的影子，生怕把戚英家门拉下，但一直到车停在大队门口也没看到戚英的影子。我急匆匆赶到她家，却见大门紧锁，且似乎已许久不曾打开过。我问老乡，人们都像是在回避什么，不肯明确回答。村干部倒是见到了两个，见面只是你好呀我好呀!任你东拉西扯也不肯扯到戚英的事上!
    极度失望的我只好登上了回程车，心中不由得蒙上一层灰影，我越来越预感到不祥，戚英一定出了什么事!
    途中上来两个干部样的青年人，我下意识的看了他们一眼，唉!我们同时叫了起来“是你!”
    他们一个是这个村的团支书记，另一个青年人不认识。团支书紧捏着我的手，我们拉长拉短，把去年在村子里的人都扯了个遍，这时我就想启齿问一下戚英的消息。
    还没张嘴，就猛的一个“狗吃屎”，顿时我的嘴就肿起来了，满口是血，我们三人没有一个不趴在地上的，原来大客车来了个急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