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说不清楚是研究报告还是文化随笔的《杜拉斯的小音乐》，仅看书名，后者无疑；可是勒口上“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阶段性成果”的字样，又让人觉得是前者。阅读的过程，更是让我迷糊，我索性抓住这本书的最亮点：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的演变过程。

书的第8页，有一段作者黄荭的自况：“母亲一直一个人拉扯我和哥哥两个人，现实让她变得能干，要强，也很忙碌。哥哥不爱读书，常惹是生非，总不让她省心，多纳迪厄夫人的疯狂，我想我母亲也一定经历过，还有我看见的，也有我没看见的，脆弱。我从小到大都很优秀，大队长、三条杠、名牌大学、翻译、出书，但母亲并不感到骄傲和安慰，她的眼中只有儿子”。这一段文字中的多纳迪厄夫人，就是杜拉斯的母亲，三个孩子中一味偏袒大儿子，投资堤岸失败以后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后，还一味满足杜拉斯大哥哥过分的生活需求，怎么满足？小女儿如花的岁月。

黄荭说她并不愿意投身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研究中，但她还是深陷其中，个中三昧在书的第7页黄荭请一则波斯古国的寓言来代言：大臣被死神撞了一下后，慌忙策马逃往撒马尔罕。当晚，哈里发在广场上遇到死神时责问她为什么要吓唬他的大臣，死神回答，她当晚会在撒马尔罕等大臣，只是在巴格达看见他让她大吃一惊，就冲他打了个手势。

也就是说，生命中的一些相遇是上天冥冥中早就安排好的，由不得我们逃脱，我们也逃脱不了。如是，黄荭终于将自己的学术生涯与杜拉斯纠缠在了一起，是因为她们两位都因为童年和少年时没有得到应有的母爱，有着相同的倾诉需求。

我并不算是杜拉斯的忠实粉丝。虽然，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她的文集，我收齐了，但是，真正认真读过的，只有《情人》。奇怪的是，那天在图书馆浏览，那么多几乎顶到天花板的书架，我独独从中找出了这本《杜拉斯的小音乐》——虽然我只是一个读者，不像杜拉斯是个闻名全球的作家，也不像黄荭是个法语文学的研究专家，但是，我们共同的撒马尔罕是童年和少年时得不到应有的母爱，所以，我特别认同黄荭将中国情人在杜拉斯笔下的演变作为本书的重点，因为，缺少母爱的女孩甚至女人，非常希望在他人那里得到比母爱更丰厚的爱。

毫无疑问，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中国情人那里得到了她彼时最想要的爱。

如果杜拉斯不是作家，抑或，如果杜拉斯不是那种愿意将自己的过往写入虚构作品的作家，少女时她爱过谁爱过她，尽可以放在心里成为美好的回忆。当杜拉斯是个作家又是一个喜欢在作品中呈现自己往事的作家，那么，怎么书写中国情人，就是一个问题了：上世纪初期，一个白人女孩怎么可以爱上中国男人或者被一个中国男人爱上！于是，当这个形象甫一出现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时，他只是一个男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岸》），慢慢地，变成了“他不是白人”（《情人》），直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杜拉斯才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布，那个影响了她一生的情人，是个来自抚顺的中国男人。那时，因着《情人》文本得奖和电影走红，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家地位已经无可撼动，说自己少女时期曾爱过一个有钱的中国男人，又能怎样？！

纵然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也在时时试探着这个社会给予她的宽容度，并力求寻找到读者对她的期待。她左右逢源了，于是，成为闻名遐迩的法国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