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有人在微博上提到叶弥，说她是一个从内容到表达方式都比较特别的作家。我愣怔了片刻：可不是嘛，她那篇被姜文改编成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小说《天鹅绒》。正想找一找叶弥除《天鹅绒》以外的作品再度体会叶弥的不一样，就遇到了这篇《逃票》，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1期上。

一展读，一股久违但不能忘却的旧时生活气息就扑面而来：商品交易以人民币中最小的单位“分”计较，省下粮票换钞票，乱成一锅粥的火车站，难得一顿红烧蹄髈能让营养不良的一家人吃得满面红光，等等。1964年出生的叶弥，轻而易举就将童年的记忆化作能帮助我这样的同龄人瞬间回到1970年代的白纸黑字，这还在其次。因为，对那个时代的记录，比我们年长一辈的作家做得更冷静更客观更显理论素养。1970年代，是叶弥为木讷的读书人孔觉民自我改变成翻手为云覆手雨的孔觉民搭建的舞台。

你或许要说，为什么是1970年代？孔觉民由木知木觉到叱咤风云的过程放在瞬息万变的1980年代甚至波诡云谲的当下，不是更加够劲够味吗？这就是叶弥的小说！ 想一想，《天鹅绒》中的唐雨林是活动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的。更要想一想，如果将唐雨林从《天鹅绒》那样的环境里抽离出来，有意义吗？怎么会没有意义呢？背景只是唐雨林赖以表达自我的舞台，完善唐雨林这个人物的，是他周围的几个女人，而唐雨林周围的女人，只有安排在那个年代，才尽显风华。同样，为什么要将孔觉民安排在1970年代出场？因为，孔觉民生活中的第一个女人赵点梅，只有在1970年代才能尽情展示个人魅力：在极端贫瘠的物质生活里用自己的生活智慧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带有那个年代特色的活色生香。在1970年代，赵点梅的这种能力足以媲美今天的女富翁们，她过于自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只是，赵点梅的自信让她忽略了丈夫孔觉民的木讷其实是时代的产物，这大概是叶弥要将《逃票》的开场戏放在1970年的最大理由吧，果然，在赵点梅自信的放纵下，孔觉民发现一次酣畅淋漓的肉体盛宴未必要在揣上粮票从吴郭城到上海铤而走险后才能在婚床上获得，甚至，那种由肉体欢愉带来的快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取，比如，被一个素昧平生的细长眼睛上有像阳光一样撒开的睫毛的女人看上几眼。无法走进孔觉民的读者大概会为孔觉民在卫小兰的一眼一眼中掏出自己投机倒把的证据并在卫小兰的一眼一眼中心甘情愿地去蹲监狱感到不可思议，这大概是许多人无法看懂由《天鹅绒》改编成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原因吧？像叶弥和姜文，不会满意自己的作品只是一时一刻社会万象的抄录，而是追求一种天长地久的表达，那么，被“细长眼睛上有像阳光一样撒开的睫毛”的女人俘获，就是这世上男人的永恒归宿。在1970年代的中国南方小城，男人孔觉民也无法像逃票一样逃脱男人永恒的归宿，更是佐证了叶弥的成竹在胸的拿捏。至于小说写到当下孔觉民已然老去照理更加老谋深算，叶弥却让他要把余生托付给一个漫不经心的小姑娘，这一出人意料的安排，又是让《逃票》经得起时间淘洗的高招：年华老去的孔觉民已经无力体验“细长眼睛上有像阳光一样撒开的睫毛” 的女人，从此，在孔觉民女人只是一种说法，机灵也好漫不经心也好，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