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字叫何伟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的畅销书，我先读到的《寻路中国》。《寻路中国》有一个副标题，曰：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顾名思义，一辆车在《寻路中国》中的作用有多大。所以，尽管那时《寻路中国》已被评为年度10佳好书，我却被一辆总是有状况的汽车牵着鼻子从《寻路中国》的第一页走到了最后一页：并不像坊间传说的那么好嘛？

去买《江城》并在一堆新书中抽出这一本先读，因为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新书发布会宣布，同类图书《再会，老北京》就要出版。我突然意识到，美国人用英文写成的关于中国的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后居然都成了畅销书。理由是什么？

我急匆匆地在春节长假里读完《江城》，就是想试着找到彼得·海斯勒的书得以畅销的理由。嘈杂、脏乱，人与人之间粗鲁又友善、相怨又相亲，2013年中国的模样已经在彼时露出一点点征兆——这些，就是我读完《江城》的最初的印象。当然，以上简述每一句前都要加一个限定词：涪陵。可是，我试着拿掉限定词“涪陵”回想我生活的城市在1996年的样子，上海不知道要比涪陵摩登几许，却一样嘈杂，一样脏乱。那时，我住在国定路，连接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这一条如今已成繁忙要道的马路，还是一条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小道，唯一一辆通往五角场的公共汽车大约要20多分钟才有一班。那时，我在淮海路上的前上海教育学院上班，横跨半个市区的217路公共汽车总是在纪念路上被火车粗暴地拦截住。摩登的上海也跟涪陵一样，比现在更有人情味，1996年4月，我放在自行车书包架上的皮包被人割断背带抢走，一个农民工骑上我的自行车奋力帮我追回了皮包；1996年我调入现在的单位，是跟我只有一面之缘的新同事持续一个星期8点半到单位教会我画大样，从而帮助我摆脱了有可能欺瞒领导的尴尬……伴随着《江城》，1996年的记忆慢慢复苏，这个过程中，让我越来越清晰，从1996年到2012年，每一年年末我都要写一份小结它们如今安静地躺在我的档案里档案又躺在单位的档案室里，日后它们将成为我的注解。真实吗？哪里有《江城》带出的我的回忆真实？

《江城》能够畅销，道理就在这里。彼得·海斯勒用拙朴得有些凌乱的叙述，将1996年到1998年的涪陵，如他所见地一一展示。那时的彼得·海斯勒，刚刚起步于作家生涯，急于求成的他无暇顾及修辞呀文本呀这些圆润的手法，倒也变拙为巧地成为一种文本，一种对1996年至1998年一个中国小城镇里人与事的流水账般的记录。彼得·海斯勒的流水账里，许多人许多事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熟视无睹的，因此，我们的私人日记没有这些事这些人的空间，公共档案更是不屑于留余地给它们。时过境迁以后，《江城》的出版让我们突然悟到：彼得·海斯勒的记录才有被后人阅读以了解今世我们的生活真相的价值。

也就是说，《江城》和《寻路中国》，一个美国人的两本书，在提醒我们：真相，在熟视无睹中消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