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和同事去复旦大学出版社。车路过复旦大学正门时，我对同事说：“有一段时间，我就从这个门进复旦，再从国定路边门出去，回家。”仿佛在说一件往事，其实，在说一种心情。

什么心情？

须臾，跟张新颖相会在“皇冠”吃自助餐，“胖了，你。”我脱口而出。可是，出版社的孙晶一口咬定：“新颖一直就这样。”我又看一眼张新颖，他就是胖了。我跟孙晶之所以有这样的分歧，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而我与张新颖，已经多少年没见了。

曾经，就是我从正门进复旦又从边门出复旦回家的那段日子，我总能找到机会跟张新颖他们闲聊半晌。

那时，我到报社工作不久，对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异乎寻常地热忱着。在这种热忱的鼓动下，我缠着领导说一张面向中学生的报纸不能没有读书版。一次次地“纠缠”，过完1996年的新年，我们报纸有读书版了，叫“阳光阅读”，我做责任编辑。

得约稿了。晚上，总是抱着电话打，作家、学者……某一天，陈丹燕告诉我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招生面试，去不去听？为什么不？

天真冷，那间偌大的教室不比外面暖和多少，可是，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是阳光明媚的星期六，因为我收获了许多。看得见的，是被其他媒体转载了的《无奈的语文课》；让我受用许久的，是我认识了一批像张新颖一样年轻、明锐的学者。

比如，钱文忠。他真年轻呵，瘦削，戴一顶棒球帽，貌似学生的样子与他的满腹经纶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与这对比一样尖锐的，是他的言辞，那篇《无奈的语文课》就是因为他的犀利观点，才被人看重的，我想。

我喜欢采访他们、向他们约稿，采访他们、向他们与约稿的过程，将我走出大学校门后一直处于冰封状态的大脑，激活了。

去陈尚君家。进门就被吓了一跳。谁会在家里置放一台复印机？他家就有，再加上成摞成摞的书籍资料，他太太说都跟唐朝有关，“他是唐朝的户籍警。”他太太孔老师笑言。

向王德峰约稿，是在他们系里。早就听闻王老师的“哲学概论”课好到超级粉丝在校4年听了4遍这门课，想象他应该风流倜傥的，却是相貌在一般以下，就在心里琢磨：他要把课上到怎样的好才能一两百人、一两百人地追着他听他的课？

傅杰家的对面有一个煤气包，所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那个煤气包爆炸了我就完了。”他家客厅是墙的地方就是书架，其中一面全是古典音乐的唱片。可惜，那时我还没有喜欢古典音乐，不然，除《论语》外，我还能向他讨教音乐“圣经”。除了他家，我还偷偷听过他的课，他一身白色中装站在讲台上讲《论语》，端的是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

知道我们报纸是教委系统的，姚大力很愿意跟我说说他儿子。他儿子凭借过硬的中考成绩进入复旦附中，姚大力说那是他儿子运气好，“他那样天天只知道玩，怎么考得上复返附中？”后来，他儿子参加高考，电话咨询到的高考成绩，程序是这样的：总分、语文、数学、英语……听儿子报完总成绩，姚大力就喊了：“你听错了吧？你怎么可能考出那样高的分数？”害他儿子没有听到各门学科的分数。没有再遇到过一个爸爸会如此质疑自己孩子的，这种精神，许是贯穿于姚大力的学术生涯不自觉地流露到了日常生活里。那会儿。“吊诡”这个词开始流行于学术界，我就不止一次地听他跟“吊诡”纠缠不清。

还有……

那会儿，我总是亢奋着到处找我心仪的复旦老师的电话，然后联系他们，然后相约见面，然后采访约稿。那真是一段金色的日子呵，早已不再了。

吃着自助餐，我对张新颖说，我很喜欢他写朴树歌曲的那篇文章，可惜没有等到下一篇。他说他再也没有写过系列文章，除了跟我合作的那一次。那次合作的成果，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读书，这么好的事》。有如此合作关系的我和他，都这么多年没有见面了，何况他人！直叫我想起易安居士的一句词“物是人非事事休”。不错，人都还在，只是我，除了老，金色日子里的精气神，已经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