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成就了一桩好事——我说的是前不久因为读史景迁的《前朝梦忆》而发的一通牢骚，惹恼了史景迁的粉丝，他非要我读罢史氏写得最好的一本书《王氏之死》后再发议论。

《王氏之死》很薄，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就算加上数量不少的注释和参考书目，也就148页，内容也很容易让人读得飞快。事实上，我读这本书，节奏控制的相当缓慢，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业余时间。慢，是因为读着我不断在想一个问题：既然书名叫《王氏之死》，王氏生与死的地方，1668年—1672年山东郯城的天灾、乡情、人情世故何以要用上大半的篇幅？答案其实简单，书名叫《王氏之死》，史景迁他还是一个崇拜司马迁、钟情于中国历史的美国汉学家，所以，一个悲情十足的书名之下，还是一本写得特立独行的历史书。

读书，其实是一个解扣的过程，解《王氏之死》一书的扣子，我以为从书的末章节《审判》开始，更容易操作：杀害王氏的凶手、也是王氏的丈夫任红伏法→任红杀妻是因为王氏私奔→王氏私奔是因为任家家徒四壁→养不活妻子也不许妻子离家出走是因为郯城忠贞不屈的寡妇不在少数，人家妇道嫩能够守得苦日子，王氏为什么守不得→任家家徒四壁是因为郯城农民的赋税太重难以维持生计→郯城遭到的天灾例如地震、蝗灾等等加重了郯城在1668年—1672年间民不聊生的惨境。顺着箭头从书的末节推到前言，其实，“王氏之死”是1668年—1672年中国山东郯城地方史。江山可以易主，皇帝可以更迭，远离皇城的一个中国小乡村里农民的日子，大抵如此。

好比中国山水画，一滴墨可以皴染出一幅好景象；史氏笔下的王氏，是《王氏之死》这本好书的墨点，一个贫困农民的妻子，无望的日子曾逼迫她离家出走，可只想图一时痛快的男人迫使王氏不得不半途而废继而引发丈夫的妒火被丈夫用一根绳子勒死——有血有肉的王氏的故事，不知道要比用干巴巴的说教向非历史专业人士阐述1668年—1672年中国乡村历史有意思多少！但是，津津有味的阅读过程，一直有疑惑伴随着，以郯城县志、官绅笔记和回忆录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资料来源的《王氏之死》，不是野史，但是信史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家范先生在一篇题为《小人物命运背后的大历史：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中有这样的评价：“历史书既然能这样写，能写成这等模样，对向以拘谨自得的现代中国历史书写方式（包括中学历史课本），是极有鞭策意义的善意警示。”史家好评，打消我疑虑的同时，促我翻检《王氏之死》的成书年代，作者前言落款的时间是1977年，那时我小学刚毕业，且不说之前的所有历史知识仅限于“打到孔家店”以及拜外公所赐知道一点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就是到了中学毕业，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已经深深烙印在脑际，于是，大学里的《中国通史》，要么逃要么开小差，中国历史的断代年份是这些年才记得明白无误的这一事实，我真是羞于向人道出。如果在1977年时就能读到《王氏之死》呢？不容假设。

也不必假设。

与王家范先生有过几面之雅，同时在座的还有沪上好几位历史学的名流，听他们说往事针砭时事，真是趣味得很、深意得无穷，而他们见诸报章的长篇短文，亦是好读与意义共在，像王家范先生的一篇《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读得我错愕半天无以言对，“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长的历史，基层民众的生活却往往被排斥在文人写作的视野之外。然而史家若不能全面照顾社会各界、各层次人的生存状态，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民众的生活感受，历史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如此灼见，为何就不能照进历史教科书？

所以，假设我在1977年就读到了《王氏之死》，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