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湖州徐重庆的信，与正文无关)

                                艾芜小说里的坏人形象

                                                                                                        韩石山

有天分，有经历，四川的艾芜先生（1904—1992），一步入文坛就是个风格独具的作家。曾去滇南、缅甸流浪谋生，熟悉这一带的山川风貌，各色人等，他的《南行记》甫一问世，但获得读者的喜爱，同行的好评。如果就这样写下去，多年之后，难保不会成为沈从文第二。

幸，还是不幸，从缅甸归国，一到上海，即与他的同学沙汀先生联名与鲁迅通信，并加入刚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联盟，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名进步作家。随着国内形势的嬗变，又一步步地成为一个革命作家，距一生执著于艺术的沈从文，就越来越远了。

探索一下艾芜小说里的坏人形象，或许会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艾芜先生的创作轨迹，心路历程。

早期的小说里，坏人的坏，总有各种各样的人性上的原因。且举后来收入新版《南行记》里的《瞎子客店》为例。文末署“1935年，上海”，可知是他较早的一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在中缅交界处中国一侧开客店的一个店主，是个瞎子，他的儿子也是个瞎子。作者投宿此店，夜里店主给他讲自己流落到此的经历。原先在内地（极有可能是四川）一大户人家当差，因演戏与一丫鬟相恋，惹起主家罗二爷的疑忌，发落到花房做工。与他相恋的丫鬟又遭二爷娘子的迫害，有性命之虞，遂相偕逃离罗家。夫妻二人在边地演戏谋生，又遇一大军官，夺走了他的妻子，将他与儿子赶走，最终落脚在这边地的大山里。不必过细的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罗家的罗二爷夫妇，还是那个大军官，都可说是坏人，他们的坏，都有人性上的原因。比如罗二爷的娘子，将丈夫喜爱的一个丫鬟毒死，够坏的了，是出于女人忌妒的天性，也就有了可信的成分。如果说成是地主婆，对劳动妇女的仇恨，怕就难以服人了。

写于一九三九年的《芭蕉谷》，是个中篇小说，也是一部难得的杰作。女主人公，一个山野小店的老板娘，作者最擅长描写的时乖运蹇的底层劳动妇女。丈夫是她在前夫亡故后，从来往的客商中留用的一个无赖汉，这一人物，在《南行记》里的《山官》一篇中曾出现过。在这里，不是懒，而是恶，竟奸污妻子与前夫生的女儿。被妻子发觉，愤怒中失手打死，趁风雨之夜，将尸体仍到山崖之下。过后被人发现，报告英人官府，带人前来察勘。缅甸人的保安人员，先英官来到店里，借机讹诈女店主，在讲好价钱而钱未交付时，英官已到。眼见事情将要败露，缅甸保安人员当即翻脸，指认女店主是杀夫凶手。在这里，两个坏人，一个是女店主的丈夫，一个是讹钱的保安人员，都惟妙惟肖，又实实在在，没有阶级的差异，只有善恶的不同。

写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第二年一月又作了修订的《乡愁》，是个平和的过渡。仍是作者常写的乡村底层妇女，仍是那样的命途多舛，只是作品中的坏人，已有了较为明确的阶级的印记。只是不那么生硬，背运的事情，多数还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小说的结尾，在女主人公帮助下，丈夫陈酉生连夜逃走，后面的事情虽未写出，我们可以想象，是怎样一个刚强而又无奈的场景。就这样写下去，一面应和着时势的需求，一面秉持着多年心志，也未始不是一种机智的选择。

然而，或许是时势的逼迫，或许是自家的甘愿，我们的作家又向前大大地跨了一步。

且来看看《一个女人的悲剧》中，作家是怎样设置人物，铺排故事的。

先得说这个中篇是什么时候写的。我看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在“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丛书里的本子，二〇〇九年一月出版。内收三个中篇，前两篇是前面提到的《芭蕉谷》和《乡愁》。书中也是这样的顺序。前两篇分别写于一九三九年夏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第三篇即《一个女人的悲剧》未署时间，只能在一九四六年之后。该书封底，印有《一个女人的悲剧》初版时的封面，能看见出版社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家书店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合并而成的，解放后迁到北京，一九五一年又合并到人民出版社里头。从书名的美术字看，正是解放初期的风格。据此可以推断，此篇写于一九四九年前后，当无大错。

主要人物是农村底层妇女周四嫂，她的丈夫周青云俗称周老四的，赶场时被抓了壮丁，且很快就要押赴前线打仗。她家租种的包谷，再有几天就要成熟了，为了筹钱救出丈夫，必须尽快卖掉。去找做烧酒的魏福林，魏借机压低价格，她不情愿，又去集市上找收购粮食的商贩，也得不到公平的对待，急得她都想到将二女儿买掉。后来还是地主陈家驼背子指点，将希望托付在丈夫会半路逃回来上。后来果然听说有人逃回来了。焦急中，经人捎话，说他丈夫在县城关着，要她去看望。她抱着病重的儿子赶到县城，正遇上丈夫被当作逃兵枪毙。丈夫被公家派人埋葬，她抱着儿子连夜往家里赶，第二天晚上才到家。房子被大风吹散了顶，漏雨不止，两个女儿躲在柴草丛中嘤嘤哭泣。女儿告诉她，地里的包谷，全叫陈家驼背子带人抢收了，一株也不剩。儿子经连日的日晒雨淋，早就断了气。绝望之下，她狠了狠心，一手牵着一个女儿，跳下高高的山崖。且看跳崖前母女的对话——

周四嫂：“跟他一道去算了！这个鬼世道！”

女儿金花：“妈妈等天亮出去嘛。

周四嫂：“孩子，我们等不到天亮了！”

整个故事的设置是，善良的农妇周四嫂，摊上了丈夫被抓壮丁这档子事，除了一个老中医少收了她的诊费外，富人中没有一个同情她的，帮助她的，都是趁机打她的主意。乡政府的乡丁，说是出钱能放人，实为讹钱；做烧酒的陈福林，还有集市上的粮商，借机压低收购价；地主陈家驼背子，表面看是担心她一家往后的生活，实则是怕她将未成熟的包谷卖了，他的租子落子空，终于等到包谷成熟，趁她去县城的机会，将地里的包谷全部抢收走了，终于逼她走上了绝路。

我不能说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敢说的是，作者所以这样设置人物，铺排故事，无非是要告诉读者，万恶的旧社会，万恶的地主阶级，将一个善良的农妇，活活地逼死了。这样的社会，我们一定要将它彻底埋葬。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的阶级压迫的意识，得到了尽情的表现。不是倾注在人物身上，故事的情节里，而是有明确的字句的表述。比如第十节的末尾：“周四嫂知道哀求也没办法，就只好到张大兴茶铺，去接受魏福林那一份可怕的剥削了。她含着眼泪，走出粮食铺。”再比如第十一节开头：“四乡来的地主，都喜欢进来喝一碗。同时大点的生意，也就在茶碗边上讲成功。”

剥削、地主这类词，在作者过去的小说里，是难得见到的。

在一个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看一个作家对坏人的处理，最能见出一个作家对艺术的态度。一般而论，凡按照当政者的意图设置作品中的坏人形象的，对艺术的态度会弱一些。道理在于，好人都差不了多少，而坏人却可以千差万别。再就是，坏人身上，最容易注入政治的观念，也最容易作漫画式的处理。

这不是一个女人的悲剧，而是一个作家的悲剧。

一个有绝大才华，也极为勤奋的作家，终于没有达到他原本可以达到的高度。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