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失败   志摩的成功——《四季志摩》序

   几年前，关于徐志摩，我说过一句狠话：学写新诗而不心仪徐志摩者，如同不秉烛而夜行，临深渊而不知惊悚。

   还记得当年说话时的情形。一天下午，在我家的客厅，客人是一位年轻的朋友，跟一位比他还要年轻些的他的朋友。两位都写诗，也写些散文之类的东西。不知怎么，话题转到徐志摩身上，我问那位更年轻些的朋友对徐诗的看法，对方说：还有点意思，意思不大，现在没人学那一套了。也是中午在外面有应酬，喝了两杯，劲儿还没过去，我当即说了上面那句话。是说给那位更年轻些的朋友听的，脸却朝向稍年长些的那位朋友，毕竟我跟他更熟悉些。不料那位更年轻些的朋友并不买账，这就又引起了我下面的一番话。

近百年来的新诗运动，以实际成绩而论，基本上是失败的。说成绩而加上“实际”这样的前缀，是说在民众间的流传，这是一个最实际的标准。这里的民众，非是指真正的老百姓，而是指普通知识分子。诗既然常与歌连用，就应当像歌一样能够吟唱，不说吟唱了，看上几遍能记在脑子里，要引用了能随口说出来，该是起码的要求。不是说一首长诗要你全背出来，总该有两句精彩的句子吗？以此标准而论，能流传两句的，就该说是优秀的诗人了。我能记得的，也就这么几位——

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北岛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顾城的：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

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再往前数，还有卞之琳的《断章》：

        我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能有两句记住的，或许还该加上胡适的《一对黄蝴蝶》，闻一多的《静夜》，戴望舒的《雨巷》，数来数去，也就十来八个人，三二十句诗吧。这么一点成绩，能说是怎样的成功？

然而，独有徐志摩是个例外。如果说新诗运动基本上是失败的，徐志摩个人则是成功的。说整个新诗运动，成全了他一个人都不为过。别人有两句诗，一小节，能让人记住已然是了不起的成绩，他是整首整首的，好多人能背下。我就听一位写评论的朋友，完整的背下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能背下《沙扬娜拉》的就更多了。说到这里，我跟那位年长些的朋友，一起背起来：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着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徐诗能让人记住的名篇名句，不止于此。就是那些未必好记的诗篇，一念起来，就让你坠入那徐氏独有的诗境里，有这种的感觉的，绝不是十个八个人。他的诗，整体说来，清新，雅致，感情趋势，音韵自然。无论是怜老惜贫，还是伤时忧世，深层里涌动的是家国情怀。男女私情，是他的诗的一大主题，无论高尚还是卑下，无论亲昵还是怨怼，全都出自一腔至诚。不畏物议，不避艳情。最难得的是，他的诗，大都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借鉴西诗而能纯然以中国风格出之，以一人之力独辟草莱嘏而立起新诗的法度。这样的诗人这样的诗作，后世的写诗者怎能不尊之为楷模，奉之为圭臬？也正因此，我才说，写新诗而不心仪徐志摩者，如同不秉烛而夜行，临深渊而不知惊悚。

原本想端起架势，写篇洋洋洒洒又端端正正的序文，终是学无根基又生性浅薄，拉拉杂杂写下来，竟写成了散文——散的文。好在罗里罗嗦，总算把要说的意思说了七八成。还有两三成，不妨也说了。

新诗运动是失败的，成功者是徐志摩，要写新诗，该取法以徐志摩，这样的意思，近年来我在几个地方都讲过。为了强调徐诗的意境之美，音韵之美，还将徐诗的名句，比如《再别康桥》里的句子，跟前面列举的几家的名句作了对比。那些名句，有的是因果句式，难说有多少诗意；有的只能说还有些哲理，有点义愤，更像是格言而难说是诗句；有的简直莫名其妙，只能说因意象的强烈反差，给人以巨大的想像空间也给人以巨大的震撼。记得某次在青岛一所学校里演讲，我当场用“为什么……因为……”的句式，一连造了好几句所谓的诗句，引来一片哄堂大笑。还有一些刻薄话，不说也罢。

这几年，我的许多关于徐志摩的言论，探本求源，寻根究底，均肇始于客厅里的那场谈话。“也还有点意思，意思不大”，一想起那位更年轻些的朋友的这句话，还有说话时的那种不屑的口吻，就由不得蹙额叹息。有时直后悔，当时怎么能那么从容地跟他们高谈阔论，而没有将之赶走了事。有时又疑心，这两个小鬼头，说不定是捏凑好了，一起来套我的话的，否则明明知道我写过《徐志摩传》，编过《徐志摩全集》，怎么敢在我面前对志摩先生如此的不敬？

不管他们是真是假何所居心，只有我知道，这样的言辞这样的口吻，绝非这位更年轻些的朋友所独有。甚至不是普通知识界所独有。我为这位短命也苦命的天才诗人所做的弘法之业，还远远没有尽头。正因了这个缘故，北京十月出版社的朋友，邀我编一本“徐志摩诗选”，连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下来了。可惜隔着五百公里的路程，电话里看不见我庄重而欣喜的面容。

这种编法——翻一下目录就知道了，——是我想了几想才确定的。千万别说多么的新奇，多么的诡异，不管是赞颂还是指斥，都会让我羞死。新奇或诡异，要的是聪明，而这恰是我最不具备的。我只是顺着常人的思路，略加变通罢了。普通的选本，以写作时间编排，其原理（原始的理由）与此并无二致。拆开了看，一年里头写下的诗，粗分不就是四季，细排不就是十二个月？我不过是将一年复一年写下的诗，以月与季为单位，拢在一起罢了。这当然也是因为，徐志摩写诗，不过十个年头，全部诗作不超过二百首，若是他写了三十年，写了几千首，怕就不能用这个办法了。

至于更深一层的理由，也不是没有。时令与行事，与情感的关联，古人早就有一套一套的说辞。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四季之农事也；春思夏忧，秋愁冬苦，四季之情感也。征诸古代的典籍，《礼记》里有《月令》篇，不难寻出可资佐证的词句。最能说明物候与情感之关联的，该是《诗经·采薇》里的句子：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有人说这是《诗经》里最好的几句。其往也，情感和悦，杨柳依依；其归也，饱经忧患，雨雪霏霏。是触此景而有此情，还是有此情而眼前的景也带上了情？问不来古代的诗人，可验证的有我们四时的感受。既然时令与行事，与情感有这样微妙的交互影响，将同一物候节令的诗作，排在一起，体味其诗意之由来，揣摩其结体之用心，不也是赏析的一个途径？

徐诗满共不足二百首，这里选了一百五六十首，可以说，稍有可取者，都选在这里了。底本用的是我编的《徐志摩全集》里的《诗歌卷》。书里的中文注释，出自我手；英文部分，是编全集时请复旦大学教授谈峥先生做的，我没这个本事。增补的一首佚诗，是赵国忠先生发现的，即那首《写下你的句》。

还有说明的是，四季只是个大致的归类，不可能篇篇坐实。四季本是农历的分法，这里只能以公历的月份来分。也有例外，比如《北方的冬天是冬天》，写于1923年1月12日，因为题目上有冬天字样，就归入冬季了。至于每首诗的时间的确定，有写作时间的好办，没有的，只能以发表时间为准了。无月可归的，

揣情度理，粗略判断，放在某季的末尾。

但愿这样的选法，能得到朋友们的认可，给没读过徐诗的朋友一点指引，给爱读徐诗的朋友一点欢喜。

                                                  2011年5月12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