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绪源只会是刘绪源
——读《今文渊源》给刘绪源先生的信
绪源先生:
大著《今文渊源》收到有些日子了。收到后曾通过电子邮件告知。知道这是您的一部重要著作,加上去年曾发来电子文本(上编)未能细看,现在出书了,我是定然要认真拜读的。偏巧,就在收到大著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要住院治疗旧病,每天上午输液,下午和晚上仍在家中;输液一躺就是三四个小时,带本什么书好呢?几乎想都没想,就装上了您的《今文渊源》。起初两天,觉得这是你的幸运,让我有时间从容地领略你的思想与文采,后来方始发现,此乃我的幸运。让我有这么一个整块的时间,系统地学习您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散文这一文体兴衰得失的研究成果,还有你的缜密的文思,轻灵的笔调。
我是三月十四日(星期一)住院的,今天是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再一天就两个星期了。初住院的几天,跑来跑去做检查,没顾上多看书,此后每天输液,就有时间专注看书了。可以说,这本书是我平躺着,手举在眼前看完的。我看书有勾划批注的习惯,要勾划或写字了,就侧过身子,像条大虾似的屈起腿,将书本抵在膝盖上划几道子,或是写几个字。几天后看完,隔上三两页就有红笔划的痕迹,和写的批注。现在,就根据我读书时的批注和思考,谈谈我对这本书,亦即你的“谈话风”散文理论的看法。
首先让我感慨不已的是,您的文思之细,写法之新,几乎是在常人做不出学问的地方,做出了学问,还这样的耐人寻味。先说文思之细。“谈话风”,本是新文化运动中,散文写作,尤其是小品文写作的一个文体特征。您把它提炼出来,赋以理论的意义,以之统领这一时期散文写作的整体历程。不是笼统的概括,而是细致的梳理。各种流派,各种风格,都有具体的分析与界定。以流派而论,分作三支,胡适是以学生为对象,鲁迅是以论敌为对象,周作人是以朋友为对象,各有特定的口吻,亦各有特定的路数。对周作人一派,更是深入探究,又有俞平伯和废名两大支派。细细演绎,流风不绝,以至于今日。俞氏浑然圆融的文体风格,当今承其余绪者有金性尧、纪果庵、周劭、鲲西、谷林等辈。废名晦涩凝炼的风格,仿习者则有沈从文、何其芳,还有汪曾祺、林斤澜、阿城、贾平凹、何立伟等人。不管这些人是否真的有这样明确的师承关系,乍看之下,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幅清晰的现代散文的宗谱图。研究一门学问,建立一个理论,就得这样深文周纳,左右逢源。这是大本事,不佩服不行。
再说写法之别致。报刊的专栏文章,时间有限定,字数有约束,而您能将之散漫地写出(下编不无散漫的痕迹),又连缀成谨严的书稿,真是够新奇的了。不止此也,主要的还是,用“谈话风”来写研究“谈话风”的文章。跋文中您说过,您就是要把这本书,写成“轻灵可读,文学性强但又充满学术创见的小型专著”。想到是一回事,做到是另一回事,看完全书,又反复揣摩,我得承认,你是做到了。这是一幅现代散文的宗谱图,也是一部别具特色的现代散文史论,诚如鲲西先生在序文中所说,它本身不是文学史,但它的视点将来必有助于文学史的编写。我还要补充一句,较之那些粗疏庸劣的文学史来说,它本身就是一部精致的文学史!
扭回头来,还要说的是,为什么我要说,这是在常人做不出学问的地方,做出了学问。“谈话风”这一文体风格,可说古已有之,我们平日在文章中常见的“如承馨欬”、“娓娓而谈”,不都是说一种文字的风格吗?只是人们在用这些词语时,将之当作一种形容或者说比喻,很少能想到,这是一种时代的风尚,理论的胚胎。您如此郑重的提出,又如此严密地论证,也就使之有了理论色彩了。所以我才说,这是大手笔,大本事。
不过,也不是没有我的看法。前面的也是看法,这儿说的看法,是不敢苟同的看法。
我以为,按您原来的思路,这本书会更精彩也更严谨,但您受世俗之见的影响(也许不是什么影响,而是您的固执之见),使原本完美的理论框架,有了欹侧之势,甚至有了坍塌之虞。比如由胡适的一清如水、明白晓畅的风格,到周作人的简单而有涩味的风格,脉络是清晰的,说是文体的进步,文字的成熟,没有人敢说不然。而您偏要拉出个鲁迅,将之作为三足鼎立之一足。谈话风的流派区分,是谈话的对象,这一提法极具创见。既将胡适、周作人、鲁迅说成“是中国现代谈话风散文的三大重镇”(第六六页),总得给他找个不同点。一找就找见了,便是:“鲁迅的谈话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他的敌人!”(第九一页)
请问,跟敌人的交锋,也叫谈话吗?当然也可说是谈话,只是这种谈话的火药味太浓了吧?俗所谓“唇枪舌剑”庶几近之。
再就是,以我之见,鲁迅的文章,犀利有之,深刻有之,什么什么均有之,独独没有的,恰是这种谈话风。谈话风的底蕴,是感情的亲近,语调的和婉,至少也是诚心把道理说个明明白白。这些要素,都是鲁迅文章不具备的,甚至可以说,他写的就不是真正的白话文。这一点,他自己就供认不讳:“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是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写在〈坟〉后面》,您书第八八页引用了)“懒而且忙”自然是谦词,没有做到,或者说没有做到“谈话”的份上,则是确定无疑的。还有,后面谈到“幽默”的成绩时,说了林语堂,说了钱锺书和梁实秋,多周全,多精到,偏偏补上一笔:“如果我们不在讽刺与幽默间划一道鸿沟的话,那么,我以为,真正第一位的幽默家,其实还是鲁迅。”(第一五八页)
绪源兄,前面我说看书时,我作了许多勾划与批注。您想知道我在这一句旁边批了句什么吗?批的是:“什么都要将鲁迅尊为第一,怕鲁老爷先就不认这个账。”我还想到一句话,没有写在书上,是:“我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夏志清是夏志清,而刘绪源只会是刘绪源了。”老兄,我说这话一点也没有挖苦您的意思。当今文化界,像您这样文心细如发,又勤勉如园丁的文化人,实在是太少了,和我有交往的,就更少了。我们都到了这个年龄,实在应当拿出结结实实的学术成果了。怎么能因一时的世俗之念,而玷污乃至毁弃了一个完美的学术成果呢?别说您说的这些,鲁迅不具备,就是有,该不该这样说,还要三思而行呢。毕竟鲁迅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
绪源兄,我是很喜欢您这个人,也很喜欢您的这本书的。这么多天看这么薄的一本书,在我,近十年来几乎没有。就是不住院,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三天五天,我也会细细地看这本书的。去年说想为你写一篇文章,您已将“谈话风”的几篇发过来了,总不忍心做什么“酷评”,也就没有写。后来将一篇小文改了题目,发在《文学自由谈》上,算是交了差。总觉得欠着老兄什么。写此长信,可说是弥补我先前的过失吧。
此书你精心校对,极少差错,看起来很舒心。仍偶有疏漏。如第二一二页顺数第二行:“我曾本书……”曾后脱一在字。第一九一页倒数第九行,提到《欧阳文忠全集》,我总觉得别扭,怕不确,在网上查了,要么说《欧阳文忠公文集》,要么说“欧阳修的《文忠集》”,不能用这样的书名。还有一处,不敢确定,提出供你参考。第一二九页顺数第五行:“讽刺每趋于酸腐,去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前说“酸腐”,后说“酸辣”,不太协调,是否前者也当是“酸辣”?
写的不少了,数了数,已十页。手都痠困了。再说一句,真的敬重您,喜欢这本书,才写这么多,才这么写。不必赌咒发誓了,那不是我们之间说的话,只是希望我的一点建言,能对您以后的学术研究有些微的助益。
祝
春祺
韩石山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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