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上旬访台琐记——多余的小酒杯

标签:
文化 |
九月上旬访台琐记
韩石山
多余的小酒杯
公元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在首都机场,领到机票的同时,也领到一个小册子。巴掌大小,印制精良,行程安排,会议程序,参观景点,一应俱全。一看就是此行的“万宝全书”,往后能否平安无虞,全看对它的领会与执行了。
“阿门!”趁人不注意,在嘴边一抵,放进挎包的外层,一面告诫自己,就是丢了行李,也不能丢了这个小玩意儿。不是我重要,是跟的这个“团”重要。
小册子名叫《中华文化联谊会交流访问团活动手册》,此行的目的地是台湾。合在一起简略一下,再稍加避讳,这个团该叫大陆文化交流访台团了。
航行三小时,中午到台湾,先去一家名Novotel的快餐店用餐。餐后行李转到另一个车上,即去参观保安宫和太庙。之后并未去将要下榻的喜来登大饭店,而是去了远东香格里拉饭店,所为何事,忙看小册子,欢迎宴会也。
餐厅门外,立一标示牌,普通桌面大小,白纸覆盖,上面画着几个圆圈,中间一个稍大,周围几个稍小。稍大者标明主桌,稍小者标明序号,周边均标明姓名。进去的人,先在此查清自己所在的桌子。我在第三桌。里面的桌子上,并无像大陆见惯的那种竖立的名签,找见第三桌,随便在一个位子上坐下。不料此桌主人,台湾美术馆的黄才郎馆长招呼:“韩先生过这边坐。”原来,除了餐厅门口的标示牌外,每个座位前的桌面上,还用不干胶贴着该座位人员的姓名。此后几天,凡是正式宴会,莫不如此。
坐位标示牌
这一办法的好处是显得文雅,不好处是不能立马叫出对方的姓氏,比如一看竖式名签,就可说张先生如何,李先生如何,现在只好茫然相对了。好在很快就交换名片,只有将名片摆在面前,要说话了,觑一眼再开口。
宴会开始前,先是领导讲话。台湾方面讲话的是徐盛仁先生,大陆方面讲话的是蔡武先生。徐先生的职务,名义上是财团法人台湾美术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实则是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简称文建会)的主任委员,相当于台湾文化部的部长。这一点,正像蔡武先生访台的名义身份,是中华文化联谊会名誉会长,实则是大陆文化部长一样。讲话中,对方称蔡先生为部长,蔡先生称对方主委,都不再是什么名誉会长了。台湾的接待方,名义上则是一个叫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的民间机构。
仍回到桌子上。我的右手是黄才郎馆长,左手是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的赖璟娴小姐。大陆人氏,有中国美术馆的范迪安馆长,南京博物院的龚良院长,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马盛德副司长诸位。
领导讲话期间,并不上菜,只是品茶。服务生开始斟酒。当领导讲到“请端起酒杯”,桌上的红酒也都斟上了。按部就班,严丝合缝,高档酒会就是高档酒会,你不能不佩服。
开始上菜了,一道,一道,又一道。
此时我注意到,面前的杯具共有三种,一种是直筒杯,不用说是盛饮料的。一种是高脚杯,已盛上红酒。奇怪的是,还有一个小小的玻璃杯,一寸高,铜钱大小口面,我的判断是盛白酒用的,而桌上并没有白酒瓶子。
“子入太庙,每事问”,这是《论语》里的名句,早就熟烂于心,不是刚刚参观过太庙才想起的。虽说一踏上台湾土地,我就再三告诫自己,不可多说一句话,更不可做错一件事。然而,虚心学习的天性,还是让我忍不住问身旁的黄先生:这个杯子是做什么用的。
黄先生直言相告:白酒杯子。
我说:不上白酒,而放个白酒杯子,是不是让人喝红酒而能达到喝白酒的效果,这是不是台湾的一种风俗?
我所以这样说,是看出,西装领带,风度翩翩的黄先生,有着一张红朴朴的脸儿,像是个喜好“杯中物”的角色。接下来说,黄先生也喜欢喝两盅吧,他倒直言不讳,说是的。
我要一探究竟。抬手招来服务生,问,不上白酒为什么摆上白酒杯子。服务生说,原来是要上白酒的,临时决定不上了,忘了撤下杯子,先生要喝白酒吗?我问黄先生要不要,说要,便对服务生说,那就上吧。一会儿服务生过来说,不好意思,刚才问过了,若上白酒,接待方要另外付费。我说,那就不必了。
黄先生无奈地说:我们还是多喝两杯红酒吧。
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间进行,自认为并没有什么失礼之处。让我不明白的是,这个活动,春天就起动了,因故推到秋天,想来接待程序,不知反复商议过多少次,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失误?
非是贪杯,几天的劳累,真的想喝上两盅,回去睡个好觉,第二天精精神神地参观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