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三偷

    我不知道别人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活动，但我是有的。羞愧吗?也曾羞愧过，不知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更多的却是温馨，是愉悦。

    事情过去将近30年了。

一   偷馍馍

    今天吃好饭。那时我们似乎还不习惯改善生活这个较为文明的说法，就这么赤裸裸地说：今天吃好饭。

    好饭的标志不在菜，而在主食，三两重的一个雪白的馍馍。这天也不例外，但意义又非同往日。不是遇上什么重大的节日，而是因为前些日子我们的生活太清苦了。

    1959年夏天，似乎还没有什么灾害的迹象。农村吃食堂，我们这些家在镇上的“通学生”，也无一例地住在学校，吃在学校。我家在镇边上一个叫韩家场的村子，与镇子只隔一条土路或者说是一条渠——平日走路，下了雨流水便成为渠。镇子叫临晋镇，学校叫镇完，临晋镇完全小学的简称。我是六年级学生。

    学校的伙食，起初就不怎么好，后来就更其糟。六个人一组，围成圆圈蹲在地上，中间是一个农村用作尿盆的粗糙的小瓷盆，釉子只涂到三分之二的地方。盆里常常是水煮南瓜，上面漂点葱花油。每人还得有一个大粗瓷碗，喝那稀稀的白面汤或玉茭面汤。吃的常是硬硬的绿豆面馍。

    这几天不知怎么搞的，连绿豆面馍也没有了，一连几顿，总是煮扁豆。那玩艺平日混在汤里还好吃，真要当饭吃，就不是个滋味了。嚼在嘴里跟砂子一样，尤其是那汤，铁锈色，看着比泔水还要脏。

    今天晚饭是白馍！这消息活动时间就被打听清楚了。心情激动，想一想都要流涎水。果然是一人一个大白馍。要是绿豆面馍，有那么一个也就饱了，偏偏是白馍，糊里糊涂都不晓得怎么咽下去的。吃过饭，我们这些男孩子仍围在灶房门口不走，看还有没有剩下的，看事务长是不是开恩，每人再分上半个。往常有这种情形。

    没指望了，大都灰溜溜地走了。忽然有一位同学扯扯我的衣袖，悄悄对我说：“馍馍在后面案上放着。”绕到灶房后头，只见一位同学正脚蹭住墙根的砖楞，手拽住木窗格子往里窥探。窗户很高。

    “够得着吗?”跟前的人问。

    “够不着。”那同学伸手往里抓挠着。跳下来又说：“有根长点的筷子就能够着。”

    我用的恰是双长点的筷子。蹭住砖楞趴在窗口一看，果然里面的案上，满满一筛子馍，试了试，只差一点点。“抵住我屁股！”下面的人死死地抵住，我侧过脸，伸长胳膊用力—扎，嘿，扎住了！扎一个，往下面递一个，大概扎了五六个吧，跟前的人都有了，又给自己扎了一个便跳下来。不等走到教室，那个大白馍全下了肚。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很奇怪：每个人只要一个，绝没有多要的。毕竟都是纯洁的少年。

    晚上躺下，这事早就忘光了，迷迷糊糊的，有人来叫我，说班主任王老师找我。会是什么事呢，前几天刚考过试，准是我考得很好，王老师要我总结总结学习经验，给同学们讲讲。要不就是我这次的作文特别好，王老师要利用晚上时间帮我修改，然后抄出贴堂。我心里暗暗得意。

    一进王老师的房间，就傻了眼。只见宋校长坐在桌子后面，王老师坐在旁边，地上站着三个同学。叫着我原先的名字，王老师问：

    “馍馍是你偷的吗?”

    偷，多么可怕的字眼，我当时可没这么想过。一时间又清醒过来，这确实是偷。首先想到的是抵赖,——看其他三个同伴，马上就明白抵赖是没有用的。

    “是我用筷子扎的。”我嗫嗫嚅嚅地说。

    宋校长又问一共扎了几个，都给了谁。我说大概五六个，我脸朝里扎，别人在后面接，究竟是谁确实不知道。

    第二天午饭前，开全校师生大会，我站在队伍里，吓得不敢抬头。说罢事情的经过，宋校长开始点名了，头一个就是我：“都上来！”

    教导处前面有一平台，半人高，宋校长就是站在平台上讲话的。校长的话就是命令，极不情愿地，我还是乖乖地走上去，后面跟着昨天晚上查出的那三个同案犯。校长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查，再看今后的表现，若不改正，定给校纪处分。

    散会后我心里难受．没有去吃饭，回到宿舍蒙头便睡。后来我们吃饭小组的—位同学告诉我，他以为我会去的，便捎上我的碗，给我盛了一碗面汤，放在地上。直到他们都吃过饭，见我还没来，便将那碗面汤倒掉了。

    多少年后，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孤零零地放在地上的碗。

(放不下了,接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