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上，我上学了，就在县城的完小里。我是那种各门功课自认为都会，到了考试的时候却总也考不好的学生。那时候时兴发榜，一学期完了，总要在校门口贴一张长长的榜，白麻纸写的，从高分到低分排列下来。最后用红笔大大的批一个“乙”字，最后那一笔高高地挑上去，我们把它叫“红小椅”，再下来就是校长的名字了。我很少坐红小椅，总在倒数第几名，和校长挨的是比较近的。学校在衙门口，等于贴在大街上。爷爷在街上做事，榜发下来总会及时看到，回到家里碰见我，常会笑嘻嘻地，又略带挖苦地说：

“哈哈，又快坐上红小椅了！”

爷爷从不疾言厉色，就这，他那和善的面容，嘲讽的语调，已让我无地自容了。如果只有爷爷一人，还不觉得什么，如果恰好母亲也在旁边，总是哀怨而又无奈地看着我，想来心里定是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呢。我就是在这个的时候，体会到母亲对我的期望之高的。可我全不理这一套，常是脖子一拧，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过后，母亲常会对我说：

“娃呀，你要学好呀！”

我又是脖子一拧，那意思是，你懂得什么！我长大后，母亲曾跟我说过，你那脖子一拧的样子，恶劣极了，气的她恨不得上去扇我两个耳光。现在回想起来，我那副德行，很像我长大后常见到的一些又固执又愚蠢却自以为聪明盖世的党政干部。我后来没当了党政干部，实在是天大的不幸，从小练下的本事派不上用场，等于是埋没了一个优秀的党政人才。而在文化人圈子里，你就是把脖子拧断，也没人吃你这一套。拧得多了，还会落个犟死理的骂名。我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就是小时候这个毛病害的。

有时母亲气极了，也会真的打我。她那打人的方式也很特别，不打脸也不打屁股，而是拽住一只胳膊蹲下身子，另一只手掐你大腿根上的肉。轻点我是不哭的，重了就跟杀猪似的嚎起来。后来我不知跟哪个英雄人物学下的，再掐也不哭。母亲是想让我哭的，还想让我求饶，我硬挺着，就是不哭也不求饶。等母亲自己也累了，站起来看着我，我就恶狠狠地盯着她。我长着一双细长的三角眼，平日看人就带着些凶光，再要恶狠狠地盯着人，那就是两束激光了。这时母亲常是惶惑地看看我，很快又扭过脸假装看着别处，嘴里喃喃着：这娃怎么这样呢。我心里想的是，连做饭都要问奶奶，这会儿厉害了，掐起我来了！

这个家里，我最怕的人不是母亲，也不是爷爷，而是奶奶。沓沓沓地跑进家门，正要大呼小叫，一见奶奶站在院里的台阶上，马上就像掉了魂儿，赶忙又换了步子，规规矩矩地走过去。

“手！”奶奶说。

我站住，伸出黑黢黢的一双小手，恐惶地看着又威严又高大的奶奶。奶奶是个真正身材高挑的女人。

“洗去！”

连书包也不放，忙蹲在脸盆跟前洗起来，如果脸盘里正好有水的话。没有就打了水再洗。这时奶奶仍会威严地站在一旁看着。洗了手该走了，奶奶又是一声断喝：

“脸！”

我这才想起，脸肯定也是脏的，怎么会忘了洗呢。于是急急慌慌地将水猛地往脸上撩。奶奶走开了，一面嘟囔着：

“这娃怎么越长越鳖了，洗手都不知道洗脸了。”

鳖是笨的意思。我也疑惑，是呀，怎么会洗手竟忘了洗脸呢。长大后才悟出来，都是让奶奶吓的。真的，一见了奶奶我就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搁，脚该往往哪儿挪。

别看我学习不怎么样，在家里吓的跟小鬼似的，一出家门，那个疯呀，那个赖呀，可以这么说，村里孩子们的好事，哪样都没有我的份儿，坏事呢，哪样都少不下我。桃下来偷桃，杏下来偷杏，什么下来糟践什么。实在没偷的了，就胡写乱画，偷上老师一截粉笔，在墙上画个大王八，写上某个老师或是某个同学的名字，既有一种报仇血恨的快感，又有一种创作兼发表的自豪感（我的写作与发表的冲动是不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待考）。那时临晋城里还是铺板门面，我们放了学，铺板常常搭上了，就从西头到东头，挨住一家一家的画，不是画王八，就那么乱画，几个圈圈也行，几个大叉子也行，家家都给它弄得脏兮兮的。

这些都是顺便做的，不算本事，我的真本事是爱打仗，爱做武器。一个断了头的铁勺子的把儿，磨成铁矛头子，到我家园里砍根榆木棍剥光皮儿安上，就是一根矛子枪了。一个薄木板，这里削削那里挖挖，就是一把鬼头刀了。弓箭就更好做了，砍根直溜的桃木，偷上母亲一条纳鞋的白绳儿，七弄八弄就是一张弓了。箭更好做，折上几根柳枝儿，捋去叶子就是箭了。“桃木弓，柳木箭，一箭射到胡家院。”这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念叨的歌谣。胡家院是紧邻的一个村子，与我们村只隔一道土墙。我们常和胡家院的孩子们打仗。土圪瘩，砖头块子，雨点似的扔过去。当然也少不了箭，嗖嗖的，美极了。有时还会用偷袭的战法，这几个和他们佯战，另几个人跳过墙抄他们的后路。抓住的人带过来就地审问，只问：“韩家场和胡家院谁家挣（强的意思）？”只要他说“韩家场挣”，就放回去了。有次偷袭我逮住一个观战的女孩子，想把她带过来，那女孩子又抓又挠，无意中我的手碰着了她的脸，光光的，凉凉的，怪舒服的。这才知道女孩子的脸和男孩子的脸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后来母亲还生了四个孩子，都是弟弟，这是我第一次摸女孩子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