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

——答《北京娱乐信报》记者李冰小姐问 

韩石山

1、 在书的序言中你说，“在中国文学界，我要算个恶人了”，“现在我把我的这些恶行编为一本书，希望能坐实朋友的指责。”为什么选择在现在推出这样一本书？成书过程是怎样的？书印数多少？卖的如何？

答：先得界定一下什么是恶人。坏人大都是恶人，恶人却不一定就是坏人。像书序中提到的那位朋友，说我是恶人，我就笑着承认了，他要是说我是坏人，那我可就不依了。说恶人就不一样了，我确实批评了好些在他人看来不该批评的人，大家都一团和气，别人都能忍就忍，你想说啥就说啥，既不因名高而有所畏惧，也不因权重而有所规避，按现行的社会规范说，当然就是个恶人了。

这本书里收的文章，最早的在20年前，主要还是这七八年的。记得1998年，作家出版社的张水舟先生曾跟我联系，让我把此前的批评文章编为一本书，编起后我亲自送到社里，过了一段时间，说有人提出意见，说这样的书在市场上不好卖，又把书稿退给了我。（我至今都感谢张先生，他是出版界最早欣赏我的文章提出要出书的人。）从那以后，每次出散文集或随笔集，都想法掺进去几篇。1989年我出过本《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从那时到现在，再没出过单本的评论集，年龄大了，总想着把自己的评论文章出本书。正好有出版社愿意出，可他们只愿意出批评的，还得是尖锐的，没办法，只好编了这么一本。实际上，这些年，我写的较为平和，偏重于艺术分析的批评文章也不少，也足可编这么一本。因此上说，不是我看准了什么时机，实在是凑巧了，正赶上这么个批评不景气的时候，万木凋零，也就一枝独傲了。

印数不知道，出版方只说给我多少稿费，我也就不便问印多少了。卖的如何，也不清楚。我自己买了100本。要现在的文学界、读书界，接受我这样风格的批评文章，似乎还不到时候，还不配。这些文章，当初能发表，就很不容易，现在还能出书，可说喜出望外。我该知足。

2、取《谁红跟谁急》这个书名仅仅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还是有其他考虑？

答：书编起后，起过几个名字，有的是我觉得不贴切，有的是出版方不同意，都放弃了。这个名字，是我不知怎么一下想到的，觉得也还新颖，有趣，就用了。这是人家骂我的话，也可说是嘲讽我的话。比如有个叫徐文海的，在他的文章中就说，韩石山“想出名，但无缘出名……干脆骂大人物，谁的名气大骂谁”，这还不是“谁红跟谁急”吗？把对手骂语或嘲讽语拿过来作书名，也不是什么新招，鲁迅的《三闲集》用的就是这一手。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书名，会这样惹人注目，当初想到这个书名时，确实还有另外的考虑。你细细把那个红字品一下就知道了。但这话不能明说。我不敢说他们都是这个意义上的红，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有这个意义上的红。跟这样的人急一下，不也挺有意思的吗？

3、有人评价你是“鸡蛋里挑骨头，不过挑出的可都是又大又硬的骨头”，你是如何评价自己这种“谁红跟谁急”的行为的？你认为你“急”的对象真的都是“鸡蛋”，而你真的是在“挑又大又硬的骨头”吗？

答：如果批评者一面说我是“谁红跟谁急”，一面又说我是“鸡蛋里挑骨头”，从深层逻辑上说，先就不通。我急的时候，就说他们红，轮到具体的事儿了，又说他们是鸡蛋，是营养品，易碎品，心眼未免太偏了吧。北大教授同时编两套“文学经典”且那样的粗制滥造，不该给普通读者点明？都到了21世纪了，《文艺报》还发表为泥塑《收租院》张目的文章，不该批评？魏明伦自恃“鬼才”编了那样拙劣的上联慢辱天下的读书人，不该说他一个不字？你们如果看不出来，那是你们的水平太差，如果看出了不说那是你们的良心坏了，怎么能责怪别人看出来了又敢说？我不是挑骨头，若我只是这样想，也就不是韩石山了，我是要褫去这些自诩为共和国英才们的麒麟皮，露出下面肮脏的马脚来。让人看这些既没有传统道德观念，又没有现代文化意识的“南书房行走”们有着怎样的文化又有着怎样的文明。他们的骨头不是大与小的问题，而是白与黑的问题。我不是挑大骨头，是挑黑骨头。是白的，大也不挑，是黑的，小也要挑。

4、你曾经做过县委副书记，现在仍然是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这些担任行政职务的经历是否对你嬉笑怒骂风格的形成有没有影响？如果有，都是些什么影响？

答：这些经历，对我的批评风格的形成，可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在担任县委副书记前，我还担任过几年的副镇长（当时叫公社副主任）。包括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些职务，都是徒有虚名，我从来没有把它们当回事。这些职务，都是我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担任的，也就是说，我已经成熟，轻狂不起来了。真正对我这种性格有影响的，是我的出身和我的经历。我出生于晋南一个殷实的农家，小的时候，爷爷和父亲都是国家干部，但同时我们家的成分又是富农，自懂事时起，我就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努力学习，将来在社会上才有出路，否则只有回农村一条路可走。万幸的是，我在1965年就考上了大学。我说万幸，那是真的，当时考试时，把所有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放在一个教室里，那个教室，就我一个考上了。1970年毕业后，去了吕梁山里教书，一待就十几年。我们这几届学生，通常叫“老五届”，是没人看得起的，好些人文革后又考了研究生，才算是改换了门庭。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买书读书，写《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时，参考书刊百余种，几乎全是我的藏书。你想想，一个人，背负着这么多的历史的屈辱，或者说历史的使命，一旦有了可以说话的机会，他会怎样的坦然，又会怎样的凶狠？我写了这么多批评文章，好些还是学术性的，几乎没人接招，绝不是人家怕我，是我的批评几乎没有不在理的，论证几乎没有不严密的。谁接招只会自取其辱，把小窟窿戳成大窟窿，让自己更丢人更败兴。再就是对一般的反驳文章（多是他人为事主打抱不平），我也很少再反驳。我知道，他们再凶狠，都凶狠不过我。自己伤了人，也让人家伤一下自己，从轻重上说，并没有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