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较早批评这部影片的，但是没有采取“汉奸电影”的说法。

我认为就李安拍摄这部影片来说，他没有美化汉奸的动机。有三点论证：其一，不存在那样一种尖锐的语境，需要选择站在“爱国”还是“汉奸”一边，结果是有人因为种种压力或诱惑屈从了后者，目前不是这样的语境。其二，从李安一系列电影表现来看，这个人拍了许多电影，各种各样题材的，其中有一些非常好的，他早已功成名就，他没有必要特别为汉奸做一件什么事情，来增添自己的高度。其三、李安是从张爱玲小说接受的整个故事框架，他特别强调，在他的剧组里面，他不让剧组的成员翻阅关于郑萍如的资料，也就是说他把郑萍如这一块是遮蔽了的，这部影片并不是后来有人所说想要“还原历史”。它与历史无关。

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个影片没有问题的。起码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影片的男主角是一个汪伪政权中的特务头子，不是一般的投敌者，不是小特务小混混之类。对此缺少足够的意识，这肯定是一个问题。

   没有动机拍摄一部“汉奸电影”的李安，有他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他要面对什么问题呢？他自己多次表述——张爱玲的那种描述对他产生“恐惧感”，王佳芝那种不顾一切的冲动的前方，只有无底深渊。这种深渊感、恐惧感对他有吸引力，促使他产生创作灵感。这与李安本人的情况有关系。李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自己所处的文化是比较压抑的，同时他这个人的性情也是比较温和的，而越是这样的情况下，人就会产生反叛、想要冲破的一面。表面上人们看到的李安，多是文质彬彬，但是他身上顺从与叛逆、温和与压抑的矛盾张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看他此前拍的电影《理智与情感》什么的，都是架构在理性与冲动、欲望与戒律之间。

而我觉得他接这个本子，看重的是张爱玲小说中那种被囚禁的人内心的欲望冲动，如何去做那不可能做的事情。这是李安想面对和处理的。当然，不是说创作者意识里没有某个维度，作品也就不存在与之相适应的问题。刚才说过，没有充分意识到老易为虎作伥的身份并面对它处理它，是影片的一个失误。

喜欢这部电影并不等于站在汉奸一边

至于说到许多人们十分愿意接受《色·戒》，我愿意提供一个语境。那就是战后（1945年之后）的人们对于对抗、对于剑拔弩张的对立，经过了一个调整的过程，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与战前相比，显得比较放松。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某些话题，是仅仅在二战期间或者战后才能够出现的。比如加缪的《正义者》，其间主要是一个暗杀小组讨论要不要杀一个俄国大公的问题。如果杀了他，可以使得千千万万俄国贫困人民得到解脱，但是偏偏大公身旁坐着他的两个幼小孩子，这使得暗杀者动了恻隐之心，下不了手，于是他们内部发生争执。这样的话题此前不可能出现。再比如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描写几个游击队战士被抓起来之后在牢里面的心理状况，比较脆弱，面临死亡产生绝望，产生没有意义的那种虚无感。年长的人们还集体掐死了他们的一个小同伴，因为担心他受不了酷刑。这种处理不符合此前的英雄形象。

我再举一个例子，是一部拉美小说，阿根廷作者写的，后来拍成电影，叫《蜘蛛女之吻》。主要情节是在德国人的牢里，一位苏联战俘与一个同性恋关在一起，这对于双方都是地狱。因为那个同性恋爱上了苏联战俘，这个人长得很强壮很英俊，而他对于同性恋根本不知其所以然，根本不理解对方的做法，他也没有地方可以跑掉，只有忍受折磨。但是结尾很有意思，这个坚贞不屈的人当然没有释放的机会，但是同性恋关不长，出去之后帮助完成了苏联战俘没有完成的重要任务，最后这个人被打死在街角。如此写一个同性恋与战斗英雄的关系，以从前的眼光看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样一种调整过了的立场，我先不作判断。但是这是一个现成的语境，战后人们将对抗的光线调得比较暗了一些，不那么强烈刺眼。而张爱玲的小说和李安的片子都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张爱玲为《色.戒》小说辩解的时候，反问可以不可以写“反派人物的内心”。李安说要拍人性的复杂性、模糊地带，都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之下。

而如果结合这个大语境，来理解有观众对影片的肯定态度，就比较容易了，现代人不愿意显得自己很紧张、很敏感，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很冲动，这是显然的。如何评价这种态度是一回事，但是将这种态度等同于认同汉奸则是另一回事。我想赞美这部影片的人，并不等于赞美汉奸。认同这部影片，并不等于认同汉奸的所作所为。与李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一样，观众也没有意识到和面对这个问题。但是这不等于他们就一屁股坐到了认同汉奸的立场上去。而如果有人加以挑明事实上存在这个问题，他们还是可以去想一想的。

——在“博客中国”关于色戒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