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派社会的正派做法

不断传出使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对于人群进行监视的消息：广州火车站厕所安装摄像机令如厕的人们十分不安；上海某中学在全校播放男女中学生在教室接吻的镜头，那是由事先安装在教师里的摄像机所拍；中国人民大学在女生宿舍的楼道里也安排了这种隐蔽的机器，说是为了保护女生的安全。现在又有报道说江苏赣榆纪委用针孔摄像镜头，用来暗访行政机关干部是否违纪，据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明出现的这种新的“管理手段”，所带来也是一系列新问题。也许采取这种措施，对于有效的管理能够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是同时它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到底这种微型摄像机它的适应范围是多大？在什么样的场合能够安装或开机，什么样的场合绝对不能安装或开机，否则就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侵犯？它所拍摄下来的东西什么人因为什么理由能够调看？如何防止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被不恰当地传播？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用法律的手段加以规范，需要进行利和弊双重的考察。如果构成对于个人隐私的严重侵犯，那就得不偿失，需要加以严厉禁止。

除了法律的层面之外，还有道德的层面。在美国的学者徐贲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一本名为《正派社会》的书，作者马格利特，该书被赞誉为自罗尔斯的《正义论》以来最重要的有关社会正义的著作。其中提出不羞辱和尊重公民，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正派、正义的重要尺度。当人们感到自己人格遭到“羞辱”所体现出来的心理伤害，也是加之于人的不公正行为。尤其是被允许的制度性的公开“羞辱”，其实并不亚于人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所受到的实际伤害。就像我们的文革时期，许多人因为不能忍受人格遭到凌辱而弃世。当时种种以折磨人为乐的做法的前提是，这些人是“坏人”，所以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说，任意羞辱人或者不在意对人的羞辱，是一个社会严重失调的标志。

实际上，即使一个人做了不合适的事情，比如在教室里接吻，但是如果把这个现象拍摄下来，拿到全校去播放，所犯下的错误则更大更严重，哪怕这对于他人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因为这么做等于承认让人感到万分羞辱是一件可以允许的事情，而校方作为权威部门这么做，等于告诉全校年轻的学生，羞辱他人可以像快速列车一样畅通无阻。至于在火车站厕所安装摄像镜头，那更是一件对于广大无辜人们进行可能羞辱的方式——不要等到这种录像在某个时刻被调用出来，仅仅想到自己在上厕所而有镜头盯着你，便会感到莫大的羞辱。

笔者听说浙江有一所重点中学，在每个教室里安装了这种摄像镜头，而老师在办公室里就可以知道学生的一言一行，清晰度到了可以看见学生正在是否在阅读课外书籍。这种镜头安装在教室上方，夏季可以从镜头里看到女生的穿着和身体的某些部分。也许令人更为惊叹的是，这样一种公开无视学生人格的行为，居然长时间被认可甚至被家长所接受，不把羞辱当作羞辱，或者从所谓实用的角度来回避人是需要尊重的，正是我们社会中许多恶劣现象产生的原因。

对于行政人员进行针孔镜头“暗访”的方式，另有一层政治的含义。暗访是在某个隐蔽处进行的，暗访人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而这恰恰违反政治活动的本质——公开和说理。监督的权力应该交到人民手中而不是靠针孔镜头，不是运用针孔镜头继续把人民排斥在权力的运作之外。一个国家公务员做了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谁都有权力批评他，当面质问他；再不行，把他公开撤换掉。作为纪检部门，应该提倡人们与不规矩的官员之间进行公开的对质，应该认真受理公民的检举批评意见，在大庭广众之下明辨是非，纠正不正风气，而不是运用这种决非光明正大的做法。

说能保证没有被拍到、被曝光的官员，就肯定没有违法或者违背行政纪律的行为呢？肯定有的是。许多人只是靠着侥幸而过关。但是，这种“侥幸”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能量？会不会因为被漏掉，出于补偿心理和再次遇上侥幸的心理，从而更加疯狂地违法乱纪，把这回被惊吓的“损失”补救回来？有话说，“幸存者是危险的”。某个人心理上被践踏过一次，他感到自己是不被信任和受到羞辱的，某种刻骨铭心的经验，可能使得他始终处于道德的边缘，而不去问自己下一步的行为是否正当。

人是得有所顾忌乃至畏惧。西方圣贤康德说，令他感到畏惧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二是心中的道德律令。中国人也说“三尺之上必有神灵。”这些看法，都是在鼓励人自己的道德心，把人当作道德主体而不仅仅是需要进行道德管理的对象。信任和尊重人们，是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绝对不可缺少的。想要建立正派的、公正的社会，必须运用正派的和公正的办法。而制造和运用怀疑、羞辱和恐惧进行治理，则是下策、下下策。由此产生的怨恨、仇恨、报复心理，则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巨大潜在因素。

                                 2005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