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若干作品中挑选出这样一些片断，会使人面对一种危险；只看到作品的局部，看不见它们的整体。实际上完全可以说。对王小波的小说而言，所有这些闪光的局部正是它的整体。美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兰色姆曾经用两个比喻将文本的结构分作两大类："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极权政府"的文本只顾有效地执行极权（总目标）的职能，将它的"公民"（局部和细节）看作是国家的机能部分，它们的意义要视其对政府总目标的贡献而定，"民主政府"的文本则充分发挥所有局部，个别细节的作用，尊重其"公民"各自的"性格"，并不一味地强调服从，那些细小的部分（兰色姆称之为"各部的肌质"，Texture），有时候和那个大的"逻辑构架"（Structure）有机配合，有时候则呈游离状，自身独立，在这个大构架的屋檐下过自己的日子，像它悠然自在的内部装饰一样。兰色姆认为一首诗的文本即是这样的一个"民主政府"，它的若干局部和构架本身并无逻辑上的关联。王小波的小说显然属于后者，他的民主精神贯穿一致地体现在他作品的结构之中。那种叫做总的情节或故事的东西并不处于突出位置，作品的前后部分之间只有一些微弱的，甚至是表面的联系，其逻辑层面只能承担很少一部分内容。当然也无所谓伴随情节的发展而展示的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同名为《黄金时代》的那个中篇只有这样几件事：知青王二被打昏住进医院，从那儿出走上山与陈清扬做爱，然后双双回来一边"出斗争差"，一边继续"伟大友谊"。《革命时期的爱情》就其情节的推动来说只有两件事：青工王二打了毡巴，然后被关进学习班交待"罪行"（其实只是一回事），然而却从中穿针引线地惹出一串串叮铃咣当的细节。它们像被邀请前来参加一次盛宴的尊贵的客人，个个本身就已容光焕发，气度不凡，或兴奋不已。这也是狂欢节的逻辑，所有的东西都是临时被召集在一起，在一个特定而短暂的时空里，它们一律平等，尽情陶醉，既无过去，也无未来，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局，不知何时生，也不知何时死。而导致这些盛大节日诞生的，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王二"，王二绝不可看作王小波本人，但无疑是他赴汤蹈火的"替身"，他的"代言人"。这个家伙从这个故事串到那个故事，虽身分年龄略有差异，但断不了是那个"小神经"的角色，他是每一场狂欢节乐池上首席小提琴，由他在狂欢的音乐响起之前"给乐器调音"（尤瑟纳尔语），另外还包括提台词、填补空隙、在各场地之间（回忆和现在之间）穿来插去，救急场或火上加油、惹事生非或息事宁人，蒙骗一方或当仲裁人。他既是孙悟空又是猪八戒，既是堂·吉诃德又是桑丘，既是鲁宾逊又是星期五，既是福斯塔夫又是哈姆雷特，既是庞大固埃又是巴汝奇--首席小提琴同时又是舞台监督和他一切方面的执行人兼狂欢节导游。如此嘈杂混乱而又浑然一体的东西当然最终交付给了小说语言，关于这方面的特色，从前面所引的那些片断中已见出，其中充满了诙谐、反讽、矛盾用语、奇异的比喻、悖论等等，几乎每一个句子都像事先上好色的毛线，它们张灯结彩，酝酿好了充足的情绪，做出要飞离地面的姿态，然后被一条一条精心编织进去。同时又时时"红杏出墙"，节外生枝。我尤其想指出的还有两点：其中儿童叙述和民间叙述的口吻。前者表现为语调急促、句子短小、逻辑跳跃、语法上的零部件时有失踪，稚而拙，拙而朴；后者除了体现为一系列形而下的俚、俗语、歇后语之外，还存在于诸如"这个故事是说"，"这件事说明"，"这件事的真实含义是"这种最古老的民问叙事语式之中。

我无意把王小波说成"中国的拉伯雷"，其主观的原因在于我若向一个人表达敬意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节制。当然，客观上也有一些理由。第一，拉伯雷提供的作品对他的时代而言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巨幅画卷，他涉及了几乎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们，讨论了当时全部重大问题--教育、婚姻、修道院、经济、科学、司法等；相对来说，王小波的世界则狭窄、逼仄得多，《黄金时代》记载的是以王二为主和他身边一两个、两三个人的"行传"（后来的作品如《青铜时代》着重描写的也是寥寥几人。）第二，拉伯雷的世界中其狂欢活动是全民性的，普天同庆的，民间集市和广场般的，所发出的讽刺性笑声是集体性的，雷鸣般的，暴风骤雨式的；王小波的主人公及其行为则是更加个人化的，更加孤独的，所引出的笑声也是更加秘密，掩卷式的，孩子气和"窃喜"的。在地铁里读读王小波的故事是不合适的，最合适是的一个人关起门来躲在床上，笑得连人带书滚到床的一侧。我同时不能忘记在这种个人化笑声的背后或底部存在一股不能抹去的苦涩。王小波在一篇题为《文明与反讽》的随笔中讲过一个早期传教士被烧烤的故事（这个故事更像是他自己编的）。这位后来被封为圣徒的人当时被穿在烤架上用火烤着，看到自己身体的下半截被烧得滋滋冒泡，上半截还纹丝未动时，就说，喂！下面已经烤好了，该翻翻个了。他周围的野蛮人当然不能理解他的这种幽默。在某种意义上，王小波的许多妙语连珠的笑语也像是一个被吊着烧烤的人讲述的，其笑声中包含巨大的凄惶、无奈和惨痛在内，我要说它们部分出自我们处于其中的特定环境，部分出自王小波对自己才华多少有些自恋--他舍不得节制自己的"过人之处"，舍不得对人对已稍稍留有余地，非要闹到那种凄惨的笑容出现为止。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他在艺术上的进一步发展。比较起《黄金时代》，他的《白银时代》突破性不大，《青铜时代》中的古代气氛（其华美）和那些残忍畸型的东西并不协调。然而归根结底，王小波的确是一位才华过人、独具慧眼和有独特建树的中国当代小说家，《革命时期的爱情》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他英年早逝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事业的巨大损失。写这篇文章，令我一再沉思着普鲁斯特所说的："艺术家的良知，一部作品精神性的唯一标准，是才能"；"才能是独创性的标准，独创性又是真诚的标准，欣悦快感（对写作的人而言）也许是真正才能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