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1974年10月30日在屈家坪战国一号墓出土

　　1989年露面：世界四大著名拍卖行之一:美国纽约索斯比拍卖行

　　被盗时间：1988年6月4日

　　现藏地：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

　　流失原因：被不法分子偷盗，卖给港商，后又流入美国。

　　曲折经历

　　人们都知道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里在秭归，这件铜敦便是屈原祠中的藏宝。屈原祠原来位于秭归县的长江岸边，因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屈原祠便易地到秭归城东三华里的向家坪保护，并以此作为屈原纪念馆。馆内收藏的不仅有关于屈原的典籍资料，还有秭归县出土的重要文物，包括战国铜敦、春秋玉璜、铜剑、越王剑等，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其中的珍贵文物，也被盗窃者所注目。

　　1988年6月4日夜，秭归县屈原纪念馆二层中的9件顶级文物，包括当时出土文物中最负盛名的原始乐器——编钟和战国铜敦，以及其他国家重点级瑰宝，被江湖飞盗掠走。这些文物中尤以在屈家坪战国一号墓中出土的铜敦最为珍贵。大约在两周后人们获悉：十多天前，有两个外地人曾租用船只到宜昌进货，但船主等了两天不见装货，也没再见到那两人的踪影。当地公安机关根据船主描述的两人的情况，判断这两名操荆州口音的人有重大嫌疑。但当时获取的证据除了两名嫌疑人在船上留下的四川万县产的“万光”牌电池外，别无它物。

　　同年3月，四川云阳县张飞庙也曾发生过文物被盗案，案发当晚在县人民旅社住宿的宁学昌、宁学武等三个人有作案可能。从这两起文物被盗案分析，像是同一团伙的人所做。相似之处有四点：一是盗窃目标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二是都是包船逃离现场；三是都使用监利县工人的工作证，操荆州口音；四是他们在现场同样遗留有四川万县产的“万光”牌电池。这使破案终于有了些头绪。公安人员进行了几个月的多方排查，但是案情毫无进展。就在这时候，湖北省公安厅接到了公安部的紧急传真，要求尽快破案。

　　因为11月中旬，一位美籍华人文物专家向国家文物局透露：在纽约索斯比拍卖行将于本月29日拍卖的文物目录里，有一件极像1974年在中国湖北出土的战国铜敦。国家文物局调查发现，像这种镶嵌蟠龙纹的战国铜敦在中国只有两件，一件还在湖北随州市，另一件原在湖北秭归的屈原纪念馆。从文物的现状来看，索斯比拍卖行即将拍卖的战国铜敦，很可能就是屈原纪念馆失窃的那件。至于它何时被走私出境，不得而知。

　　要成功地索回我国遗失的文物，就必须提供详尽的第一手证据。11月23日，湖北将铜敦的全部资料送到了北京。经专家对资料和索斯比拍卖目录中的第43号文物进行鉴定，断定就是我国失窃的那件。11月26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致电美国，要求协助中国警方追回战国铜敦。

　　但是拍卖在即，美方的消息迟迟不来，眼见这件珍宝就要落入他人之手。为向美方及索斯比拍卖行施加压力，11月28日，新华社各驻外分社和国内各大新闻机构播发了如下电稿：“美国索斯比公司计划明天拍卖的一件我国铜敦，是今年6月在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失窃的中国文物，希望索斯比公司暂停这一珍品的拍卖……”

　　按照有关国际公约，收藏、拍卖属于他国的失窃、走私文物，是不道德的行为，美国和索斯比显然都不原意冒被世界谴责的危险。就在拍卖会开始的当天，中国警方接到美国驻华使馆的通知：索斯比决定取消中国铜敦的拍卖计划。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件战国铜敦就可以交还中国了。几天以后，索斯比拍卖行对我驻美机构表示，在中国方面能够提供证明该铜敦的所有权属于中国的详细材料后，索斯比拍卖行才能与其委托人一起，以捐献的形式把铜敦归还中国。国外的一些媒体也对此大加渲染，甚至有的报纸使用了“中国大陆战国铜敦被盗，中国警方一筹莫展”的标题，国内各界也十分关注此事，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这一切，都给中国警方和有关部门增加了无形的压力，抓获罪犯无疑是最主要的事情之一。湖北省公安厅立即紧急研究，决定把侦查的视线转到距秭归500公里的监利。

　　接到任务的监利县公安局经过分析发现，文物被盗案所使用的鸭嘴钳是不多见的，而且与本县工商银行被盗案采取了同一方法。监利县爱民路曾发生了一件捡破烂的老头与小孩争夺铁管，铁管中掉出金融债券的奇怪事情，债券正是工商银行失窃的。他们由此推断：案犯确实在监利，而且就在爱民路一带。经过缜密排查，一个有犯罪前科、近期暴富的名叫李建新的人被请到了派出所。他承认了与栗金飞一起盗窃屈原纪念馆铜敦的犯罪事实。而此时，栗金飞正因其他案件被收审在押。12月8日夜12时左右，栗金飞也在强大的法律攻势面前，对一切供认不讳。他们还供认，盗窃的文物有的卖给了广州人陈金明，另两件无花铜敦和铜壶埋在栗金飞岳父家的灰池里。但对其他问题，拒不交代。

　　栗金飞是盗窃案的主犯，只有从他身上才能获得战国铜敦被盗走私的详细情况。经过审查，见逃脱不过的栗金飞又相继交代了如下犯罪事实：

　　1988年3月24日，他同两名当地青年盗窃了张飞庙中收藏的铜编钟1个、铜镜2个、金手箍1个，以12000元的价钱卖给了武汉的刘学丰。1988年6月4日，在盗得屈原纪念馆的战国铜敦等九件文物后，在广州越秀宾馆将铜敦以3.8万元人民币卖给了香港商人袁某。1988年9月，他同李建新等人从郑州市博物馆盗窃一件西周时期的蟠龙纹铜方壶，后以51万元港币加2万元人民币的价钱，通过一广州人卖给了两个港商。另外，还有他与李建新等人多次往来于开封、洛阳、西安、郑州、菏泽、广州等地的经过与事实。

　　几乎是与盗贼们斗智斗勇的同时，我国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已经与国际刑警组织中心局及美国驻华使馆进行了频繁联系和交涉，并将关于战国铜敦案的所有详细资料，犯罪嫌疑人的提供的一切证据以及说明等相关文件，通过驻美国纽约的领事馆，稳妥地递交给索斯比拍卖行，纽约索斯比拍卖行与未曾公开露面的卖主一起协定，以捐献的形式将铜敦归还给中国。1989年5月25日，双方代表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签署了备忘录，由中国派出的代表将铜敦接运回国。

　　1989年5月29日，在纪念屈原的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秭归县几十万百姓奔走相告，历尽千般磨难将战国铜敦又重新回到了它的故乡——秭归屈原纪念馆。

　　国宝内涵

　　战国青铜器造型丰富、品相繁多。加之用合范法铸造，一般一范只铸一器，很少有面目完全一致的青铜器，因此件件面貌各异，拓宽了艺术欣赏的视野。尤其是其中精品迭出，看了使人叹为观止。

　　这件铜敦属于贵族使用的饮食器具，通体装饰有细刻精镂的蟠螭纹。敦是一种盛食器和礼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的，形状较多，一般为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有的盖能翻转来使用；有的盖和器都作成半球型，合起采成为球形，俗称“西瓜敦”。器身常饰有环带纹、蟠虺纹等纹样。圈足的敦，盖上多有捉手。

　　国宝价值

　　战国铜敦不但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所谓艺术欣赏价值是指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很高超，如同一条字、一幅画，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它有复杂的形制，多彩的花纹，增加了艺术欣赏性。

　　战国青铜器的艺术魅力表现在三个方面：构思巧妙的形态、富丽精致的纹饰、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这个时期青铜器秀美多姿的形态、令人眼花缭乱的纹饰，不但为研究上古美术史和造型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是现今装饰艺术很好的借鉴物。

　　
　　青铜方彝，是古代的盛酒器。彝，青铜礼器的通称。在古籍中未见以方彝为礼器的名称，宋人以这类器形作方形而名之。方彝的特点在于它像一座造型精美的小房子，四个璧面比较直，下有圈足。方彝从出现以后，存在的时间很短。方彝最早发现为商代早期的陶制品。青铜方彝出现于商代晚期，数量不少，后来便逐渐减少。它与觚、爵之类的器物意义基本相同，西周中期以后便消失了。

　　西周早期的令方彝，又名矢作父丁彝。1929年于河南省洛阳市马坡出土。令方彝整体通高34.1厘米，宽24.6厘米。器口长19.3厘米，宽17.7厘米。

　　这件器物造型优美，从彝的顶盖至器下的圈足，装饰的纹饰非常的精美华丽，器的通体四角饰有扉棱，四个面的中部又饰有扉棱，就连器盖的顶钮上四角及顶上都饰有扉棱。钮面饰有兽面纹。盖面饰有双夔纹构成的兽面纹。器物主体沿下的四面各饰有双体龙纹，两龙相对，使龙头合并在一起，成为了单个龙头，而龙的躯向两侧蜿蜒展开。器体的腹部微鼓，饰有以扉棱为中心的双夔纹构成的兽面纹。彝的足饰有分尾小鸟纹。从彝的造型看像一座华丽的小房子，盖为屋顶。器整体表面为浅绿色，上有片片的红色薄锈覆盖。

　　方彝通体纹饰繁缛，层次丰富，三层花纹的兽面纹仍充满着庄严和神密之感。双体龙纹、夔纹、鸟纹扉棱四出，因其器盖铭文，更显其珍贵。器盖同铭，铭文分14行187个字。其行款稍有差异，为此，过去有的著录者误将此物定为二器，其实为一器也。

　　但令人深感痛心的是，我国西周时期的青铜精品之作令方彝，早已流失到了海外，现收藏在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

    1988年6月4日，湖北省秭归屈原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战国青铜敦失窃。几个月后，它突然出现在美国纽约索斯比拍卖行里。于是,海内外的炎黄子孙着急了。
    事情已过去20多年。当年为侦破此案四处奔波的范维钧，已经75岁了。2012年春季的一天,在湖北省公安厅警官食堂门前,他给笔者谈起此事,仍然相当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