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玄学发源地--安徽潜山（3）

                                   (安徽)徐而缓

    安徽潜山是中国玄学的发源地。

    修玄学的目的，是净心。将自己的内心修炼得强大了，无私了，再出来做官，就会无我而利天下百姓。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桓温是东晋朝中最红的人物，手握军政大权，权倾朝野，皇帝也惧怕他。可是，孟嘉性格温和，品德高尚，是中国玄学的重要传承人之一，桓温特别重视他。有一年的九月九日，桓温兴致勃勃，率领部下人员，游玩当地名胜古迹龙山（今安徽省当涂县境内）。当时，所有的人都穿上作战时的军装，显得威风凛凛。孟嘉和他们一样穿上军服，欣赏起高山上的美景，正玩得兴奋到极点时，一阵大风过来了，孟嘉的帽子被吹掉了，有人想提醒孟嘉，桓温用目光暗示，不要告诉孟嘉，试探一下孟嘉是不是知道帽子掉了。孟嘉开始并不知道，游兴正浓，过了很长时间，孟嘉上厕所了。桓温派人把帽子找来，又命令谘议参军孙盛，写一篇文章嘲笑孟嘉。孙盛将文章写好后，放在孟嘉的座位上。孟嘉回来后，看到了这篇开玩笑的文章，向别人借了一枝笔，没有任何的思考，就把回答的文章写好了。孟嘉的文章内容丰满充实，文辞优美超群，大家看到了孟嘉的文章后，所有的人都赞叹。后来，人们把这段故事传为“龙山帽落”的典故。

     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孟嘉病死于家，终年五十一岁。孟嘉的第四个女儿，嫁给了陶渊明的父亲为妻。陶渊明小的时候，常常留宿在孟嘉家中，得到了孟嘉很好的关照，孟嘉为外甥陶渊明的成才竭尽了心血。孟嘉死后，陶渊明对外公十分思念，特地撰写《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文中哀思之情，感人心肺。

     孟嘉的故事经过大诗人陶渊明的记载，逐渐传颂了下来，唐朝诗人张子容在《除夜乐城逢孟浩然》评述孟嘉说：“妙曲逢卢女，高才得孟嘉。龙山行乐意，非是竞繁华。”

    潜山玄学，自古昌盛。其中，有另外一支姓氏，对玄学的兴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姓，就是王姓——王羲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从汉至西晋末年的500多年中，琅玡王氏不断吸收力量，并且成为最强大的士族豪强力量之一。这期间，王祥（24孝中的“卧病求鲤”的主角）、王览都位居宰相。而王览正是东晋名相王导的亲祖父。

    王与马，共天下——在南京登上顶峰。永嘉之乱后，王氏士族集团辅佐琅玡王司马睿，王导的堂兄弟、王羲之的亲生父亲王旷认为：当时北方夷族太多，建议司马睿南渡，把首都定在南京，实施战略转移；而此前，王导、王旷已经南下“开辟”了根据地。公元313年，历史上发生了著名的永嘉南渡，整个中原地区的北方名门望族和精英，以及政府机构、官员、甚至士族家中的佣人和鸡鸭牛马都被带过了长江。这次以门阀士族为主要力量的大迁徙共有90多万人，琅玡王氏是其中最重要一支。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建晋室，史称东晋。

    由于对司马政权的大力支持和艰苦经营，琅玡王氏被司马睿称为“第一望族”，并欲与之平分天下，王氏势力最大时候，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真正的是“王与马，共天下”。琅玡王氏不仅仅是在东晋一朝风光，在整个六朝时期甚至至唐宋时期都对国家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甚至有“不以王氏为皇后，便以王氏为宰相”的普遍现象。在南朝四代中，为了避免重现“王与马共天下”，各朝代统治者采取了与王氏联姻的措施，于是，短短170年间，分别有了刘宋时期的孝武文穆王皇后、明帝明恭王皇后、萧齐时期的文安王皇后、海陵王王妃、和帝王皇后、梁朝有简文王皇后、敬帝王皇后、陈朝的有废帝王皇后，前前后后共8位“王姓皇后”。

    而琅玡王氏做宰相或者级别相当的高官者，在《二十四史》有确切记载的有186人。仅在唐代，名相就有王方庆，王同皎（又是驸马）、王搏等，最出名的是王方庆，武则天就是从他手上获得了王羲之的手迹；还有同名的，叫做王溥的宰相居然有两个。

    至宋代，王氏宰相更多，除了王安石，王旦（寇准是其门生）等，王淮，王火仑也是名宰相……至于明代，更厉害，开国功臣中就有王姓豪族，后来出了王鏊、王锡爵、王铎等不少名相；即便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元代也有王毅、王文统等两个名相，清代也有七八个能做到军机大臣级别的官员如王永吉、王熙、王文韶等。

    我们都知道，江左，是指江北安庆一带。江右，是指江南南京一带。

    王姓从江左安庆，迁播到江右南京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南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安庆潜山，是最重要的一站。当时，整个中原地区的北方名门望族和精英，以及政府机构、官员、甚至士族家中的佣人和鸡鸭牛马都被带过了长江。琅玡王氏是其中最重要一支。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建晋室，史称东晋。因此，才有王羲之、王凝之之流，再徙江苏绍兴。

    我们谈及魏晋玄学时，总是老、庄不分，仿佛老、庄就是一个人。实际上，在当时老、庄是两个相异的思想流派：黄帝、老子为一派，《周易》、庄子为一派。两家虽都是以“无为”作为最高境界，都把“无为”作为手段，但黄、老的目的在“无不为”，这是一种用世的态度。庄子正好相反，是消极的出世的态度。魏晋名士盛行玄谈，其中老、庄之争常常是他们论战的焦点。阮籍和王坦之都作诗著文直接批判庄子。
　　王羲之接受的是黄、老思想。《晋书》云，郄愔“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这里并不见王羲之迷恋庄子的踪影。王羲之有一则杂帖，鲜明表明了他对老、庄的态度：“省示，知足下奉法（注：指佛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注：即庄子）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吾所奉（注：指五斗米道）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这里王羲之一方面斥责庄子“诞谩如下言”，另一方面表明终始虔诚于“五斗米道”（源于黄、老的天师道）。钱钟书指出：“晋代士大夫不乏事张鲁‘鬼道’者，王氏家风不孤。”王羲之次子王凝之正因太痴迷这一“鬼道”，而为叛贼所害。
　　相对于王凝之而言，王羲之更多接受“五斗米道”中关心下层群众疾苦的思想。他在给殷浩、谢万信中分别劝诫他们“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共赋役，与民更始”，“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他任地方官时，实行“宽和为本”的仁政：“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他在做护军将军时，践行了“五斗米道”的“生存权利的公平而均等的思想”：“今所在要在于公役均平……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这种均平意识，体恤老弱病残的做法在古代实在罕见。他虽志不在仕林，但对国事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他对殷浩表示：“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他劝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当年郭沫若就以此与王羲之在《兰亭集序》后半部分所表现的消沉人生态度不符，进而认定自“夫人之相与”以下160字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并加上断语：“(添加人)是不懂老庄思想和晋人思想的人，甚至连王羲之的思想也不曾弄通。”事实上“不曾弄通”的应是郭本人。人们常认为魏晋玄学就是一个 “玄”字，而忽视玄为“体”、儒为“用”这一特点。汤用彤先生指出：“世人多以玄学为老、庄之附庸，而忘其亦儒学之蜕变。”王羲之、王导、谢安等都是儒学人格玄学化代表人物。就王羲之本人而言，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多的是来自“五斗米道”的原始道教的情结。
　　王羲之尽管崇老贬庄，但他对庄子并不是全然否定，相反对庄子的某些东西还比较欣赏。王羲之阅读支道林论著《庄子·逍遥游》时“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王羲之《兰亭诗》中“万殊莫不均”，明显就是庄子的齐物思想，“群籁虽参差”也是用的《庄子·齐物论》的典故。这与其《序》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批判言语极其矛盾。钱南秀分析这一矛盾时说：“分明是曲终人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心灵情感受到极大震荡，深切体味到死生异路，寿夭不均，遂不顾哲理上的不合时宜，下笔直抒胸臆，表现了他对理的超越，对情的执著。”可是这种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一个人的情绪可能瞬间变化较大，但一个人的思想大概不会说变就变。倒是钱钟书先生解释相对合理：“只‘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王羲之这样 “修神仙、求长寿”的思想则来自“五斗米道”的道教神仙、方术之说。杜萌若得出结论说，王羲之否定庄子“齐死生”思想，是“从内心深处对神仙长生之说彻底绝望，正因为希望是那样强烈，绝望才那样彻底”，但这种绝望至少应是在“永和十一年”以后的事，因为写此序2年后王羲之辞官出游，乃乐此不疲地“不远千里”求仙服散。
     司马睿在王羲之父亲王旷、伯父王导和王敦的建议和辅佐下，建立东晋政权，但这并没有能改变政坛的动荡和时局的混乱。朝纲大乱，主仆颠倒，兄弟反目，朋友无信，百姓命如草芥，这让王羲之无法捉摸人生。特别令他尴尬、迷惘、苦涩的是他两位从伯王敦与王导、两位叔叔王廙与王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取向。一边是王敦与王廙叛乱，杀害忠良。王羲之贤嫂的父亲、伯父忠臣周嵩、周岂页 就是被王敦杀死的。在王羲之成长的过程中，周岂页 起到了关键作用。王羲之13岁时，时任右长史的周岂页 ，将洛京名菜“牛心炙”，最先敬给王羲之，从此王羲之名扬天下。而王廙秉承王敦旨意杀死忠臣司马丞。虽然“王廙为右军之师”，但王羲之却一直耻于提及叔父王廙。另一边是王彬不惧死亡的威胁，当面痛骂王敦“抗旌犯顺，杀戮忠良，图为不轨”，王导则“率宗族，每旦诣台待罪”，王羲之也应该是站在这生死边缘中的一员。每天或生或死的等待，无疑是人世间最漫长的煎熬。一边杀人者是自己尊敬的长辈，另一边受害者是自己敬重的恩人。这又怎么会让王羲之认为爱恨情仇是一样的呢？那种生与死无奈的被动选择，大概不会不震撼王羲之的心灵，也不会使他相信生与死是相同的吧！

     世人皆说王羲之的洒脱、飘逸，而不知其内心的苦闷与愤慨。王羲之幼时，即309年，他的父亲王旷带兵出征却全军覆没。王旷若战死，则未见赐号，若活着却又无音讯，据此后之学者推断王旷有临阵脱逃的迹象。如果真是这样，那该给王羲之的心灵留下怎样的阴影呢？让王羲之愤慨的另一件事是王羲之与王述之间的私怨。二王均齐名于当世，但两人交恶彼深。永和十年，王羲之听到王述将出任扬州刺史后，他即派一名参军至朝廷，请求将会稽郡分划出去，成立越州。结果被派去的人领会错了王羲之的意图，未果，此“大为时贤所笑”。受此奇辱，王羲之遂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361年，“以愤慨致终”。人们时常被王羲之的“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书法所蒙蔽，错以为王羲之人如其书。其实王羲之非常在意日常生活的体验，或许生活没法让他超越生死情仇。他活得真切，活得沉痛，活得郁闷。在乐与悲、爱与耻之中体悟到生与死、寿与夭的不同。因为寻求解脱，王羲之在孤寂中突围，在亲人挚友中释怀，在自然怀抱中放旷，在求仙吃药中寻求慰藉。
　　王羲之作为儒家人格玄学化的实践者，其思想则是黄、老用世哲学与早年接受的儒家经世思想结合起来的玄学，但他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对老、庄的喜恶更多的是来自对生活的直觉。作为一位天才艺术家，王羲之关注的是来自内心的声音。当现实生活的体验，让他感知到“一死生”、“齐彭殇”的论调与五斗米道的教义相左时，王羲之对之当然予以否定。仅凭此一句否定庄子的话，就拔高王羲之的思想，把他凌驾于时代之上，显然是不真实的。

                                                     2015年4月7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