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爱情

               安徽  徐而缓

    李白是伟大的。伟大的人，可以拥有普通人的爱情。这两者并不矛盾。李白的朋友、也是李白最大的粉丝魏颢（又名魏万），在为李白而写的《李翰林集序》中说：“（李）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决；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宗。”

魏颢一生，基本上追随着李白的足迹而生的。今天的女人可以追寻刘德华到痴迷，唐时的魏颢追慕李白，更是如痴如醉。因为李白文采超然，“三字九言，鬼出神入”；因为李白，径入“翰林，名动京师”；因为李白为太子宾客贺知章“呼为谪仙子”；因为李白傲视权贵，远不似常人，“横海鲲，负天鹏”，具有凌云之志，所以，“（魏）万之日不远命驾江东访白，游天台，还广陵见之。”这种不远万里、追随李白的壮举，成就了魏颢，使他成为与李白交往较深的人，成为李白后半生的见证人。所以，魏颢为李白写的《李翰林集序》，也就成为研究李白平生、李白婚姻家庭和爱情的重要依据。现魏颢所记，并结合其它史迹，我们可以逐一剖析李白的婚姻爱情，及其子女的情况。

李白一生，分别跟四位女人相结合。对于李白一前一后的两次婚姻，魏颢用了两个“娶”字；而对于李白人生中间的两次爱情，魏颢用了两个“合”字。这表明，李白前后的两次爱情，属于正式的婚姻。而中间的两次爱情，算不得正式的婚姻，而只是一种“男女同居”关系。

但魏颢所用的“娶”字，与今天我们的文化认同，有所不同。这种方位差异主要出现在武则天之后。那时的男女婚嫁，是比较开放的。可以是男嫁女，也可以是女嫁男。当然，纵观中国爱情长河，我们更容易把女子娶进门叫“迎娶”、“娶亲”，这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婚姻；而男子上女方家门，做女婿的婚姻，是一种以女性为主体的婚姻，对男子来说，这种婚姻是不能称为“娶”，而只能称为“入赘”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做上门女婿”。

先来说说李白的两次正式婚姻。李白的第一次婚姻，据李白自己说，是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云梦一带，即今天的湖北安陆，“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上安州裴长史书》）通过这段文字我们知道，李白21岁左右出川后，四处漫游，慕名来到安陆府，碰上前代相国许圉师一家，把他招进门做了女婿，许家的一位孙女就成了李白的妻子。后来他们还有了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叫平阳；小的男孩叫伯禽，乳名明月奴。李白的后一次正式婚姻，同样是被“见招”，这一回，他成了唐代另一位宰相宗楚客家的上门女婿。因为，李白称之为“宗夫人”的女子，是宗楚客的孙女。

在男尊女卑，讲究三纲五常的我国古代，“夫为妻纲”，是男子汉的标志。男人肩负着顶门立户，沿续香火、一脉相承的大任。而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丈夫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而男人到女方做“上门女婿”，是被人们瞧不起的，所以，古人用“入赘”来称呼。“赘”是“多余”的意思，比喻“剩余之物”。如：多余的话叫“赘言”，皮肤上多生长出来的瘊子，叫“赘疣”---比喻多余而无用；上门女婿称“赘婿”---也就是别人家多余的男人，到了女方家来做顶梁柱。

李白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接连两次愿意成为“赘婿”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李白出自“胡地”（碎叶城一带），在回到今天我们称之为四川江油青莲一带时，当时，那儿住着所谓西南夷，而且也杂居着以“羌胡”为主的许多少数民族，所以，他对婚姻的认同，必然会受到当时当地婚恋风俗的影响。对于一个本质豪放的诗人来讲，李白的视野当然更加开阔，他当然不会在意于内地汉人的“世俗之见”。所以， 李白的婚姻观，是粗线条的，开放的，甚至是无拘无束的。据考证，在李白出生地碎叶，生活着大量的西突厥人。那时西域的各少数民族，还存有许多母系氏族社会中遗留下来的风气，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往往更突出女性的身份地位，婚俗上往往体现出来的多是“女婚男嫁”。翻开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序论》，我们找到这样一段话：“黑岭以来，莫非胡俗。…（其）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用，男位居下。”而《隋书•北狄传》，对突厥族人的婚姻风俗也有一种说法：“（他们）虽姓氏各别，总谓铁勒。…唯丈夫婚毕，便就女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俗也。”由此可见，西突厥人的婚姻观，与我们现代人相比，是明显不同的。这种遗风，会不会影响、左右我们的诗仙李白一生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定会的。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或者李白是否汉人（郭沫若说）？或者胡人（陈寅恪说）？又或者胡化的汉人（胡怀琛说），我们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李白是出生于来自西域迁来的家庭，他的生活必然要爱到突厥文化的影响。李白先后“入赘相门”，他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而是觉得深感荣幸，所以，他在相关诗文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自鸣得意。可见在李白的心理上，并没有成为上门女婿而带来的心理阴影。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想：李白是不是想通过自己的婚姻，来“攀附名门”，从而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以便于结交权贵，跻身于仕途呢？

我个人认为，有这种可能，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李白自始至终非常看重自己的身家。用李阳冰的话说，“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而公元七四三年，也就是唐天宝二年的七月，武昭王（出身于皇族的李白的先祖）的孙子，准隶于宗正寺（登记具有皇族身份的机关）编入皇族户籍管理。也就是说，李白的皇族身份，最终是被确定了的。所以，李白的身上，流淌着皇家的血液，这是一种高贵的血液，是属于皇统的，是典型的皇亲国戚。是远远高于公卿之门的。而且，李白四十三岁入奉翰林。曾经得到了唐玄宗的亲自接见，奉诏作《官中行乐词》，获赐了“宫锦袍”。还在兴庆池与唐玄宗、杨玉环同赏牡丹，并奉诏作《清平调》三首，得到了唐朝最高阶层的认可。所以，李白想通过自己的婚姻来抬高自身的说法，明显是立不住脚的。因为，李白本身就是皇族。他之所以先后娶所谓宰相的女儿、孙女做老婆，讲究的，主要还是门当户对。
    我们勿须讳言李白一生也热衷于追求世俗的一面，因为，他也是一个凡人，他不可完全脱离社会。这样的李白，才是人性化，才是完整的。

但事与愿违，李白做出这样的婚姻选择，并没有给他的事业带增加多少筹码，反而让他在家庭问题上频添了几许忧愁。安陆府的许相家族，在唐初至高宗年间，煊赫一时，但时过境迁，也无后人在朝为官，不可能为李白提供多大的保护伞，其主要功劳是为李白解决了衣食等生活问题。李白以“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来概括自己在安陆的十年时光。

李白在安陆的处境，是窘迫无依的。他给许夫人的诗中说，自己是“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这充分说明，我们的这位天才诗人，在安陆期间，是彷徨失措，心有怨恨的。李白在安陆呆的时间并不长。他长年在外漂泊云游，对儿女们没有进行更多、更好的教育。他同安陆的家人是离多聚少。他在安陆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应该在三年左右。

唐开元末年（约736年），许氏夫人不幸病逝，这对李白、对李白的家庭，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有许夫人在，他们的孩子的日常生活，就不成什么问题，许家人也就不能公开反对。而今许氏不在了，李白作为上门女婿的身份地位，加之又常年不在家，在外面效果并不明显地奔波，有谁愿意帮他挑起抚养小孩子们的重担呢？如果说，原先许家人对李白还只是冷眼旁观，背后闲言碎语，而现在却会公开地指责他的许多不是之处了。“再加上李白在安陆混得并不好，社会空间对他似乎很有限”，所以，时年36岁的李白，应该是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巨大压力，他很难再在安陆许家呆下去了，于是，匆忙之间，他携儿带女，移居东鲁（山东济宁一带）。后来，他跟朋友提起在安陆的这段艰难岁月是：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

我们再来看一看李白的另外两段爱情。

李白移居山东的寓家之所，是在兖州、济宁一带，距曲阜约三十里。这时的李白跟一位姓刘的女子匆匆开始了一段“同居”的生活。因为，他的孩子需要人来照顾，一代诗仙李白，生活中也是一个凡夫俗子，他不能不考虑孩子们的生活问题。但诗仙毕竟是诗仙，有了女人照顾自己的孩子们，他就可以安心写诗，与“竹溪六逸”放浪形骸于江湖之上，诗酒风流于山水田园之间了。当然，更多时候，他还是可以在家里“陪一陪老婆”。

不料这位刘姓女子，看大诗人李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一来李白爱酒，经常喝得天昏地暗；二来李白早已是千金散尽，没有多少银子，所以，这位刘姓女子，对李白是兴味索然，于是赶紧抽身走人了。无奈之下，李白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当地的一个妇人，也没有与她履行什么婚姻大礼，就勉勉强强地二人凑合着在一起同居了起来。李白对这个妇人的小心眼比较厌恶。据魏颢记载，李白为自己和这位妇人生下的儿子，取名“颇黎”---据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先生认为，“颇黎”是一种发光的建筑装饰品，类似于今天的“玻璃”， 但又不是玻璃。但李白这个叫“颇黎”的儿子，李白和其他人，都从未提起过。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或许说明，李白离开山东之后，这个女人也许也改嫁了。---当然，这只是我笔而缓的一种猜测。

李白在山东的隐居生活，终于让他名动京师。就在李白穷困寞落之际，他的好运气终于来了:唐明皇下诏书，命他进京朝觐。临行之前，李白写了一首《南陵别儿童入京》。在这首诗里，我们既可以看来浪漫主义诗人、大才子的欢欣，也能看出他对家庭、子女问题的担忧：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这首诗的两个地方，透露出李白对家庭的担忧：一是他的两个孩子尚小（即指女儿平阳、儿子伯禽），见到久别的父亲后高兴不已，欢喜地拉着他的衣衫寸步不离；二是对轻视于他的家中妇人的不满意，并用汉代名士朱买臣的典故予以训斥。

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朱买臣”。

朱买臣年轻时，家境贫寒，仅以伐薪卖柴为生。但他自幼酷爱读书，经常一路肩挑木柴，一边口中背诵着书文。他的妻子也担着柴一路跟随，久而久之便厌烦起来，一再劝止朱买臣不要诵文于道中了。买臣非但不听，反而越发起劲地诵声更高，弄得朱妻感到太丢颜面，立时就要分手离去。买臣笑着说：“我会在五十岁时贵而且富，现在也有四十多了。你跟着我再多苦几年，到我富贵之时，必定回报你的功劳。”朱妻听后更加愤怒道：“像你这般，到时候只能饿死在山沟里，怎会有富贵的那天呢？”买臣未能挽留住妻子，只能任她离去。后果然买臣做了会稽太守，上任之时来到吴地界，看见前妻同她现在的丈夫一块，正低头恭迎于道边。买臣便叫停车，让部属把他俩弄上后车，一同来到太守府中，并为之安排好食宿。一月后，这位妇人在羞悔万分中抑郁地死去了。

李白用这个典故，有两层寓意：一是自己常年漂泊在外，又无所建树，这样没能得到同居妇人的理解和尊重，还嫌弃他无能；先是刘氏鄙弃离去，后是“鲁地一妇人”也多有白眼非言，均属买臣之妻一类的世俗小人，给自己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痛苦，故用典嘲讽之。二是自己的两个小孩，都是前妻许氏所生，未能得到同居妇人很好的照顾，使自己于心不安，便告诫“鲁地妇人”要悉心照看好他们，“等我做了京官回来，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从李白奉诏进京，到后来被迫“赐金还山”，再开始以开封为中心地（十载客梁园）的长年漫游的日子里，他仍将两个孩子寄居于山东鲁门东一带。在这段漫长岁月里，他曾经回返过山东，同孩子们共度过一段“美好时光”，还曾在鲁门东石门居所，款待过好友杜甫。但不久他返回开封后，就同定居于此地的，已故唐代宰相宗楚客的孙女举行了婚礼，做了宗家的招赘之婿。宗楚客是武则天堂姐的儿子，曾在十年之内几经起落、三度为相；并纯属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之徒。他最后一次窃取宰相，是因无耻逢迎韦后及武三思而得来的。在后来唐玄宗起兵诛灭韦后阴谋集团的战斗中，也将宗楚客一并处死。

既然李白重组了“家庭”，又在诗里所表现同宗夫人感情也不坏，就应当赶紧把孩子们接来身边，让他们享受家庭的温暖，得到学习与成长的正常环境。然而，这足使孩子们欢欣雀跃的日子，竟然一天都没有到来，只能属于他们不能成真的美梦！对于这一点，李白深感负疚，也并对偏居乡野的儿女们牵肠而挂肚。这样的情绪，时有出现在他的诗歌里。在友人杨燕与他作别，而要去东鲁之地时，这极大地触动了他的相思之情，并在赠送友人的诗里写道：

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

后来李白还单独写诗给这姐弟俩，托人带去东鲁，以寄托自己的无尽怀想。这首题为《寄东鲁二稚子》的诗道：

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

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

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

桃今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

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

双行桃树下，抚背谁复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犹煎。

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

在以上这首诗里，李白披露了一些他家中的情况。一是有了少许的农田，还有一处酒楼；二是长女平阳当有十三、四岁了，小儿子伯禽也长得跟姐姐差不多高了。李白同这姐弟俩以分别了三年，那种相互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娇女思亲的泪水，滴落在李白的想象中（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由于很少同子女住在一起，难以给予他们应有的父爱和关怀，无比愧疚又如何偿还？这样的心情与日俱增地交织在一块，的确令李白痛心而疾首（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

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李白与宗夫人新婚没多久，就匆忙远遁、浪迹天涯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从表象看，李白跟宗夫人之间，感情上还是挺和谐的。在李白长年累月浪游于外时，给妻子写下了不少的相思之诗；又并以妻子的口吻，数次写下思念于他的诗作（代内赠诗），想象着爱妻时而倚门待归。这就巧了！为何李白又偏要游滞于外，偏不归家呢？从他俩之间的“往来赠诗”中，有没有透露出某些个中缘由呢？仔细查找，我们发现的，这其中，还是“后母难为”四个字在做怪。在李白《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诗里，有此几句：

岂不恋华屋？终然谢朱帘。

我不及此鸟，远行岁已淹。

寄书道中叹，泪下不能缄！

这里李白以燕自喻，说自己并非不爱恋华丽的屋宇，如燕子般与妻子时时相拥在爱巢里，但迫于“宗府”的俗习势力，只得长年漂泊不归，我还不如一只年年春归的燕子。因为，容不下自己雏燕的巢穴，是不能感受于完整家庭温暖的！在李白《自代内赠》诗中，也隐约地说了几句：

鸣凤始相得，雄惊雌各飞。

游云落何山？一往不见归。

这里李白以妻子的口吻叙说，他们刚刚鸾凤和鸣，就“雄‘别’雌飞了”；那只雄凤如游云一般，一去再不见归来。是什么难言之事，使得李白孤飞远走呢？只能是因为宗府内壁垒森严，难以牵就李白之人，更难容留下他的两个孩子！此间李白的心思，是在想寻找一个相对合适的落脚地。这样便有了“话语权”，再把他一家人聚合在一起，免除三地相思牵挂之苦。但残酷的现实，阻止了他这一愿望的实现。离开长安之后，社会上对李白的非议很多，主要是嘲笑他无论仕途还是生活上，都已失败而告终，这使李白的进取空间受到挤压。艰难求索途中，李白不得不以一个“正宗道士”的身影，现身于世人面前：我们仿佛看见李白驾车访道，“仙药满囊，道书盈箧”。

唐天宝十一年（755年），李白已到了五十五岁。这年安禄山起兵反唐，攻势甚猛，仅在八个月内，就攻进了西部重地潼关，唐玄宗便仓皇之间逃往成都。此时，李白也上了庐山避难。不久宗夫人为躲避战火，也跑到庐山找着了丈夫，两人终于因战乱缘由而重新团聚了。远在东鲁的子女们，让李白担心起来，魂牵梦绕。恰逢门徒武谔从西部来访，并十分仗义，表示愿意率众去把孩子们接到庐山。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阻碍，这一计划并未实现。

而李白宗夫人，实在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宗夫人曾迷恋于“道仙之术”，并拜师在奸相李林甫之女李腾空的门下，李白也并赠诗溢美了这两位相门之女。但可惜的是，“天真”的李白，下山随从永王李璘起兵勤王，却一不小心落入李璘妄图另立中央的阴谋之中，李璘被杀后，李白受到牵连，被加囚禁在浔阳大狱。这时的宗夫人，表现出了一个女强人的一面，为了营救李白出狱，她不避风险，求东告西。当李白远放夜郎时，宗夫人还同其弟专程前来送别，表现出了对于李白的真挚感情。

当李白赴夜郎途中遇赦，返回内地后，就不见他再提及到宗夫人了。可能她已经远离人世；或许是她已远避红尘，正行走在深山老林里的求道访仙之途中。李白最后生命的归宿之地，是在安徽的当涂。从史料上得知，陪伴他的亲人，除了族叔李阳冰之外，还有儿子伯禽的一家。他的女儿平阳，此时可能已经故去（既嫁而卒）。

在李白逝世五十多年后，他的朋友之子范传正出任了宣歙观察使（李白故居地归其管辖），便也开始了寻访李白后代的工作。经过三四年间的明查暗访，终于打听到了李白的两位孙女尚在本地。她们均是李白之子伯禽的女儿，成年后恰逢父亲病故，后因为女子身份，按当时政策是分不到官田的，故沦为庶民；现都在乡村成了家，嫁给了两个老实巴交的佃农，更沦为编户外的“草野之民”。

范传正得知李白后人的境况如此凄凉，便即刻派人把她们送来府中了解详情。这两位李白孙女来到后，诉出了一肚子的苦水，让范传正简要地记录在案：“我们的父亲伯禽病逝于贞元八年，死前无有官府身份。我们有一位兄长，但外出了十几年，一直杳无音信。我们父亲在世时只是士人（比平民高一等级）身份，当他死后我们就变成了平民；虽说有一兄长在，但未能给予任何庇护，我们又变为普天下的穷苦人。我们并非不懂得纺织，但没有桑园来养蚕；并非不晓得种田自给，但没有田地让我们耕作。我们姐妹嫁人从夫，只是为活命而已。这样的凄凉惨景，我们不愿意禀告县老爷，就怕辱没了爷爷李白的声名。于今被当地官家‘押送’来府，只得忍辱负重地坦诚禀报。”

听罢此言，范大人也不禁伤心落泪，悲悯之情由然而生。于是他决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让这两位李氏改嫁，“跳槽”到有较高身份的士族家门去，这样就可改变她的悲惨命运。但李白孙女的回答，却使得范传正不敢夺其心志：“既然已在无奈之时做了草民，今若仰仗权势，迫嫁强婚，求助于高门之下；这虽然活得是滋润多了，但到死之后，咱们就没有脸面去见李白爷爷了！”

李白一生，两次入赘相门，曾率子女避居山东，最后，魂归安徽当涂，写下了著名的《静夜思》。通过范传正的记述，我们知道，李白的后人，即两位孙女无人照料，最后不得已沦为草野农妇。从这些结局上来看，李白虽然成就了自己的一世诗名，但在家庭问题上，李白并不是一个好父亲，也算不得一个好丈夫。但人生是残缺的，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生。正因为这样，李白才不是仙人，而是一个凡人，一界凡夫，一个所谓的“谪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