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老师的讲座总是那么让人愉快，即使在23度让人恹恹的午后。

         这次的题目来自她的新书《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那书的副题是“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不好意思，这书我还没看。但我大致能了解该著的旨趣，听了讲座后，就更清晰了些。

         “为什么要谈东亚”包含着多层意思，比如“什么是东亚”、“哪些人说过东亚，他们的东亚何指”、“东亚能怎么谈”，还有“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谈东亚”。

都是大问题。不打算在这儿吃力不讨好地转述内容。年轻时候听讲座，吭哧吭哧猛记笔记，潜意识时觉得记下来的，才是自己的。其实记完就基本忘光，记忆里存留的，还是那银瓶乍破的一两句警言，或某个天听自我民听的提问。

         这场讲座我印象最深的，是孙歌老师谈到研究东亚的方法，“要在状况中研究，在结构中研究”。比如，中江兆民说了一句话，不能只这么说，要同时写明，这句话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在当时引起了何种反响，或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我一向痛恨所谓思想史，全是在讨论“高端言论”，似乎某人（比如章太炎梁启超）说了一句话，就足以说明某种“近代思潮”，到底这句话是否触动社会的精神生活，有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的精神面相，或者干脆就是说了白说——以今例古，后一种的可能性非常大。

巨人们说了白说，当然也不甘心，会反复跟弟子讲，也会编入文集。他们影响大，弟子众多，这些话也就流传了下来，甚至也可以通过讲学刻书，二次传播。但这些，仍然不能证明这些话，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有何种意义的改变。

因此，“状况中的研究”就非常的重要，借助这种研究，才能看清我们现在的想法、思潮乃至教育，何所从来。比如我向孙歌老师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内地与香港的矛盾，与东亚各国间矛盾，有什么同构之处？

她的回答很简单：中国大陆人民被视为蝗虫，数目众多，活力十足，侵占各类“先进人口”的资源。这种认知，就是一种同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