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彭宇案”，到天津与南通的老太们，再到佛山小悦悦，回首望去，这个社会的伦理底线滑落了多少？有人在微博上问我：“这样的事情，以前有过吗？”我回答：“不扶人，敲诈，哪个朝代都有。很少读到的，是政府居然不坚持正向教化。”

    假如在古代，假如我是一个饱受儒家伦理熏陶的地方官。我接到了一桩案件，老太说她被司机撞了，司机说他只是见义勇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司机撞了人，但司机扶起了老太，送到了医院，却众目睽睽，铁证如山。我会当司机说的话都是真的，用自己的俸禄赔偿老太，而表彰这个司机的所为——即使真的是他撞的，他已经承担了善后的责任，政府的表彰，宽恕了司机之前的罪过，却表扬了他之后的负责。饶恕一人之罪，却成全了世道人心。

    而现在的实情，是以“莫须有”入罪，认为不犯过而助人，“有悖常情”。上位者如此理路，怎怪得在下者硬起心肠凡事莫问？心态阴暗的想法：陈贤妹出手救助小悦悦，除去她葆有救助同类的本能，还因为她讹无可讹。这样想，已是入了恶鬼道，但现实有时会更残忍。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说，断案如遇经济纠纷不易辨别，“宁屈富者”，因为富者承受损失能力更强，如遇颜面争端，“宁屈穷者”，因为富人不要脸，作恶更甚，必须树立“富者仁”的榜样。这同样是明清官场的“潜规则”，隐含着教化为先的儒家伦理精神。现在是早没有了。

    现在仅存的县衙，如平遥，二堂会看见大匾曰“天理国法人情”，西方的陪审团、判例法，无非也是强调“人情”。“人民的声音是上帝的声音”，是大英帝国法庭的常用语。很可惜，几年以来，我们看见的判决，总是有悖人情，让人见老人幼儿，倒卧路旁而不敢言动。根据这些事实，要说我们的社会进步了，现代了，实在有些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