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挟尸要价”，因为新闻照片获奖，又一次沸沸扬扬起来。经过几方对证，事情经过大抵清楚。剩下的问题是：在这件事里，我们应否谴责捞尸者？

有人以为不必，“捞尸”在溺水事件多发的江汉平原，是存在即合理的行当，从业者要从每桩生意中获取利益最大化，也是应分，要求“银货两讫”，更加无可厚非。

不妨来看一位捞尸者的前辈。汪曾祺写小说，极少虚构，可以当风俗史看。他在《故里三陈》中写到过这么一位“陈泥鳅”。

陈泥鳅从水里救活人，连姓名都不问，更别说要酬谢了。但他在死人身上不少要钱：“得事先讲明，捞上来给多少酒钱，他才下去。有时讨价还价，得磨半天。陈泥鳅不着急，人反正已经死了，让他在水底多呆一会没事。”

他也有过狮子大开口的时候，某次要捞通湖桥桥洞里的一具无名女尸，地方公益会出钱，陈泥鳅要“十块现大洋”。他的理由是：“是多了点。我有急用！这是玩命的事！我得从桥洞西口顺水窜进桥洞，一下子把她拨拉动了，就算成了。一下子拨拉不动，我就会塞在桥洞里，再也出不来了！”

荆州渔船捞尸，并不是先捞到尸体，再跟出资人讲价，而是讲好3.6万元的价格，再去捞尸。荆州警方之所以事后认定捞尸者“敲诈勒索”，拘留罚款，可能是因为捞尸者无法像陈泥鳅那样，对于索要高价给出合理解释（高度危险性、技术复杂等等），构成了不当得利；也可能是因为坚持银货两讫，造成影响极坏——毕竟死者是见义勇为的救人英雄。总之，“讲价—捞尸”本身并未违反商业原则，出问题的，是捞尸者的态度。

捞尸这个行当，哪朝哪代都有，但从来都很低贱，大概是因为“发死人财”，以之讨价还价，也有乘人之危之嫌。因此这个行当，比吹鼓手、做法事的、撒纸钱的，要更被人瞧不起。汪曾祺记陈泥鳅，不是对这个行业有兴趣，也不是要夸他水性好，重点在最后一笔：陈泥鳅跳上岸来，拿了十块大洋，转身就走。大家以为他要进赌场或酒店，谁知他进了陈五奶奶家里，把十块钱都给了她，给她孙子买羚羊角，治“急惊风”——这就是他前面说的“急用”。汪曾祺记陈泥鳅，是为了表彰贱业中也有人性的高贵，与他“文学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主张一致。

荆州捞尸事件中，捞尸者不顾死者的死亡原因（救人溺死），也不顾“岸上同学哭喊声一片”的苦苦哀求，甚至不理会“在场师生临时凑了4000元并承诺将尸体捞上来后再补上3.2万元”的合理建议，将已经捞上来的尸体又沉下江中，或者任由尸体吊在船舷边，视尸身如行货，这些场景被富于视觉冲动力的新闻图片记录，成了公众舆论的愤怒爆发点。

盗亦有道，任何行当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也必须要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陈泥鳅从事的是捞尸这一行，但他救活人不要钱，他捞完尸，收钱时会说一声“得罪得罪”。即使不谈他救陈五奶奶孙子，陈泥鳅对做人从业的底线是很清楚的。因此他虽是不务正业的游民，却无人去责难他的品德。

返观荆州这家打捞公司，先是见死不救（“只捞死尸不救活人”），后又不顾人情世理，任由死者长时间泡在水里，随意牵扯尸体，令死者毫无尊严，这肯定冒犯了社会的道德底线。

因此，谴责并非指向捞尸这个行当，而是愤怒于对人的尊严的漠视，而死者救人英雄的身份，还有捞尸者乘机索要高价，又让这种漠视显得更为冷血无义。谴责冷血无义，不涉及法律与民俗，只在于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