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陆接连上映了两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一部是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一部是中德合制，佛罗瑞•加仑伯格导演的《拉贝日记》，骤然掀起了一场对南京大屠杀的回顾、讨论热潮，能引起这样的效果，固然是好的，但这两部电影本身却令人失望，而相较之下，《南京，南京》更为糟糕。
　　看的出来，陆川导演希望从人性的角度去把握战争面前施暴者和受害者双方的脆弱，而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谴责控诉。于是影片选择了一个日本兵角川的视角，将他塑造成一位被灭绝人性的屠杀所刺痛，最后终于不堪重负，在放走两名中国士兵后开枪自杀的日本军官。与那些被日本人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大片大片地杀死的南京平民相比，陆导让他死在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上，带点浪漫甚至悲壮的意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陆导在采访时竟然说：“拍到最后角川死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心也死了”。仿佛角川所作出的是多么伟大的英雄举动，我可以接受仍有一些日本军人还人性未泯，但我不能容忍在犯下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后他们还可以英雄般地死去。对人性的强调并不能消泯基本的善恶的分辨，尤其是作为中国人，面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切肤之痛、民族之恨、国家之耻，却忙着去恢复日本人的人性，让他们的灵魂轻而易举地获救，这样的立场令人不寒而栗，也难怪有人质疑《南京，南京》是一部汉奸电影。
　　在这种片面强调人性脆弱却丧失了基本善恶判断的立场支配下，陆川导演用了大片式的“架空”手法处理南京大屠杀这起饱含我们民族伤痛的历史事件，整部影片像是被虚拟出来的时空，电影里的主人公也很少交代背景消息，在采访中陆川不断地强调自己前期准备时做过多少功课，影片中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比如拉贝先生，魏特琳女士，但从影片中我们搞不清他们是谁？为安全区做过什么？安全区又是怎么蹦出来的？为什么片中有那么多的女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才知道，南京的国际安全区是在一些外国人的努力建立起来的，来自德国的纳粹党拉贝先生是安全区的主席，而来自美国的魏特琳女士是当时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这也是片中有那么多女学生的原因），在大屠杀期间他们的努力挽救了南京百姓数以万计的生命，然而影片中对这些全无交代，只剩下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在屠杀面前或痛苦或无措的表情。在访谈中，陆川不断强调电影的篇幅有限，以致人物展开不够。交代的信息不够或许的确有电影容量本身有限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却在于陆导为了回避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必然要对人物做出的善恶评判，而刻意屏蔽了这些信息。为了彰显所谓的人性，一切都仿佛被虚化成了符号，日本侵略者、中国士兵、被屠杀的平民、施救者，包括南京这个城市，以及屠杀本身。这些虚化的符号难以将我们带入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情境中去，去感同身受。我猜想国外一些对南京大屠杀全无了解的观众看完电影后，恐怕还会以为是一部有花样百出的杀人手法的恐怖科幻片。
　　也是在这场立场的支配下，《南京，南京》在情节处理上还出现了很多让人莫名其妙的地方。比如范伟饰演的拉贝先生的秘书唐先生，为了自保向日军主动透露安全区藏着很多军人的消息，引发了安全区一场巨大的灾难，这样的一个汉奸，在影片的后边又被塑造成了一副为了成全革命同志从容赴死的英雄模样。陆导是想说人性如此飘忽不定吗？还是想表达“知错能补，善莫大焉”的思想？唐先生的行为是可以被饶恕的吗？又比如刘烨饰演的抗日军人，要想凸显他的坚毅和顽强，本该让他在片头的战斗中就英勇死去，然而陆导让他成了俘虏，又带头领着一大群人听从日军“起立”的号令，然后死在日军的乱枪扫射之下，影片用舒缓的镜头渲染着这一群人的“视死如归”，将刘烨衬托的仿佛是带头加入敢死队的英雄，令人困惑，而我丝毫看不出来带头被日本人杀死有什么可骄傲的。再比如那场日军祭祀活动，除了那些屠杀场面，这恐怕是影片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画面了，镜头整整持续了几分钟，伴随着那么优美的舞蹈和音乐，脱离了情节主线姑且不说，在之前中国人经历了那么多的死亡和屈辱之后，得到祭祀的却是屠杀了30万中国人的日本军人。对于这样的反差，陆导解释说这是要表现“入侵一族的文化在被摧毁这一方的历史文化废墟上舞蹈”，还特别强调这是他特别怕电影局拿掉的一场戏，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陆导如此热衷于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在他的电影中变成一片废墟，被毫无人性可言的日本侵略军所践踏，尽管我更愿意相信陆导是觉得这场戏很漂亮才舍不得拿掉。
　　与《南京，南京》的零碎、混乱相比，《拉贝日记》至少是完整的、中规中矩的，影片围绕拉贝先生、魏特琳女士等外国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建立和维护国际安全区的过程而展开，对于《南京，南京》中各种关于安全区的语焉不详的场景，该片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注解，在南京大屠杀中，作为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先生利用其纳粹党员的身份，与日方交涉、周旋，设法保护安全区中收容的20余万南京百姓。回国后因不断控诉日军暴行而两次被拘禁刑讯，还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差点被暗杀。战后又因纳粹党徒的身份被再度监禁，境遇凄凉，而魏特琳女士也因为冷战的缘故长期不被提及，在张纯如等人的挖掘下他们的功绩才逐渐在历史的尘埃中浮现出来，对于他们为南京百姓所作的人道贡献，中国人理应铭记。然而当我读到陆川导演在访谈时对拉贝先生的冷淡态度，以及他在影片中的刻意淡化处理，再联想到他对日本军人的人性描写，不免又一次感到心惊。
　　一部电影中规中矩尚不可怕，但当一部电影为了标新立异而到了善恶不分的境地，就非常可怕了。从人性的复杂和多变来重新打量被按照固定模式整理的战争创伤记忆，这很好，但如果这种新的战争叙述因此弱化和模糊了中国人的屈辱感和悲痛心，那它必然要付出弱化正义感的代价。要知道，义愤，是正义的根基，我们的所有生活，都建基于此。对我们当代的导演来说，探求人性的命题并非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在这种探求中，重构我们的正义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