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至1999年，是我工作和生活剧烈动荡的5年。初来广东不久的我，在20世纪最后的这5年，一直在珠三角地区的几个城市间东奔西走，为混口饭吃不辞辛苦地忙碌着。
1994年4月，身为广州某报广告部经理的我，奉命到惠州和该市市委某部，合作编制一本手册。鉴于这是要面对惠州几十万家庭免费派发的良好广告媒体，因此我们决定同时在惠州征集一部分广告。
4月中旬，我派广告部的小苏前往惠州打前站，安排大队人马的食宿问题。
小苏临启程，夸张地用他汗津津的手拍了我手掌一下：“您就等着我好消息吧！”
我怕他接着拍第二下，赶紧催促他：“滚滚滚，快滚！”
小苏滚了几个小时后，从惠州打来一个电话，但是并没告诉我好消息。
“贾大哥，我钱包被人偷了！”
尽管我十分恼火，仍用和蔼可亲的态度告诉他，别着急，后援马上就到。撂下电话后，我很生气，十二分地生气。在我看来，工作人员丢钱包，和战士丢子弹没什么区别。
我决定亲自打这个前站。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我和小苏的哥哥大苏在当天傍晚6点多，就到了位于小金沟的惠州火车站。
新建成的惠州站广场，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广场上停了很多拉客的杂牌车，我们上了一辆看起来车况好一些的双排小四轮，向市区行驶。
刚过了一座大桥，一辆警车就从后面超过来，倏地别在车头前，双排小四轮一个急刹车，我的头差点撞到挡风玻璃上。
司机低声说：“警察问，就说咱们是亲戚”
“啥？咱们是啥亲戚？”
“就这么说吗！”
“为啥？我为啥要骗公安啊？”
说话间，警察已经走下车，摆手让司机出去。司机把证件交给警察，说：“我们是亲戚，我来接站的，我没收钱”
警察说，“我知道，来一火车都是你亲戚”，然后示意司机交出钥匙。
我刚张口说句：“公安同志——”
警察摆手让我们离开：“没你们事，快走吧，他们非法营运的”
看来想帮司机说话，也说不上。我四下打量，发现后面还停了一辆交通稽查车，公路四周没什么建筑，显然离市区还有段距离。
“我们怎么走啊？”
“打的士嘛，的士很多的——”警察已经不耐烦了。
但街上和警察说的刚好相反，完全见不到空驶的的士。
我和大苏问过路后，只好拎着旅行包，向市委大院所在地下角走去。
拐了个弯，发现几辆警车在公路上设卡，已经截停了数十辆各种牌子的拉客车辆，看来这是警方的一次统一行动，难怪路上找不到可以载客的车辆。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已经走到繁华的市区。我们走的路，一直傍着惠州著名的西湖，风景十分诱人。
在一个很大的露天档门前，我们停下了脚步，露天档有上百张桌子，门口“意大利冰花”几个字吸引了我的目光。又饥又渴的我们决定先来点儿“冰花”解解渴再说。
坐定之后，我让大苏打电话给小苏，大苏接通之后，俩人用广东话叽里咕噜一通后，把电话递给我，话筒里传来小苏的声音：“贾大哥，你等着我，你离咱们驻地就两百米了，陈科长等你吃饭呢，我这就去接你”
5分钟后，穿个大短裤，趿拉双拖鞋的小苏跑过来了。
“我给陈科长打电话了，他马上来招待所接您，今天庄副部要请你吃饭”小苏气喘吁吁的说。
我望着他花里胡哨的半截沙滩裤，说：“裤子也被偷了？”
“不是啊，招待所没空调，热”
我没想到，我揶揄小苏的话，几天之后在我身上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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