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四岁上跟奶奶从保定到天津的叔家住了小半年，回家后便一口天津话喊得满街响。在那个落后年代封闭的小城市的劳动阶级居民区，竟然有人在天津那么洋气的大地方一住半年，且改了口音，街坊四邻的都十分惊奇，经常让我说几句天津话开心。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却莫名其妙“成了”天津人，这里面还有个“不可告人”的故事。

     参加完拙作《混在北京》德文版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首发式回来后，看到刊有采访内容的《法兰克福汇报》等报刊，一看那照片旁的简历，着实令我汗颜，那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我生于天津。以后《德国》杂志中文版又以讹传讹把我说成天津人。这本杂志许多北京的记者都能得到赠阅。看到文章的人首先问的问题是：你不是保定人么，怎么成了天津人？

    我是百喙莫辨。难道我会随口说成天津？天知道。反正我在人们眼里成了无耻附骥之徒，惹得人家口风里皮里阳秋。小地方的人看自己的同类或大地方的人看小地方的人时，往往对他们的“出身”特别敏感。我之改变出身，且是在外国报刊上“掩耳盗铃”地改后“东窗事发”，既令我的小地方同类们感到卑鄙又令大地方出身的人感到悲悯。我也确实见过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小小的虚荣心作怪，说到故乡时含糊其词，如离武汉几百里，也能大而化之为“武汉人”。但我怎么会“化”成天津人的？

    最先说我是天津人的是德国《焦点》杂志。我发现，在天津后面还写有“河北省”(西文的地名顺序是由小到大)。这下我可明白了。记得那位记者问我的籍贯时，我明明说的是河北省保定市。但这个地名对他们过于陌生了。我便补充说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城市。可能他记下了“离北京最近”，回去查德国出的世界地图，压根儿连保定的影儿都没有，北京附近只有天津，且是在河北境内，灵机一动，就信笔把我抬举成了天津人，当然是河北省的天津。

    但无论如何，我算得上与天津有关系。历史上天津与保定的联系之密切，这两个地方，算是有不解之缘：当年天津和保定同是直隶总督驻地，夏秋驻津，冬春驻保。一个得西化之风气，有港有海轮有洋人洋货，另一个则是古朴凝重，寺庙林立，舳鲈相继的千年古城，颇有点夏宫冬宫的味道。一条水路将这两个一中一西风格的总督府连在一起，相映成趣。这阵势，算得上中国独特的一景儿。

1949年后，天津曾直隶于中央，保定是河北省会，1958年后天津当了9年河北省会，然后又直隶于中央，省会再搬回保定。这几次搬迁，造成了巨大的两地人口流动。河北大学随省会搬到保定，从此算扎根落户。77年我上了这所大学，惊异于校园里处处天津话大作，原来有此原因。天津来的教师们仍不放弃天津户口，享受的是大大优于保定的粮油供应(保定人每月三两食油、70%粗粮时，天津人则油水细粮较充裕)。于是，每个月初，校园里都会出现几卡车天津运来的粮油，那些天津户口持有者像过节一样喜迎家乡车，分粮分油真忙。那些天津人念念不忘的是要“回天津”。这些天津人在天津人群里并不显山露水，可在保定那个小地方，却颇引人注目。终于他们的大多数历经磨难，回了天津，可他们把很多好时光给了那个小地方。

这些不过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在年轻一代人听来倒像很旧的故事了。谢天谢地，那种一声令下，拉家带口背景离乡大迁徙的悲惨故事不再有了。

终于发现是《法兰克福汇报》把我抬举成河北省天津市人，以后《德国》杂志中文版据此照抄不误哈。


渤海大楼与劝业场，与1964年比早就变了模样，但建筑还是原来的老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