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对话录》书评 发在22日北京晨报上 博客版是全文）

      捧读柳鸣九先生的新作，不知怎么就想到了弱冠之年读《歌德谈话录》的情景。当然两者唯一的相似也仅仅是谈话与对话由别人记录成集，其余的都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这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的谈话，厚厚的对话集所谈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过程和跨度恰好与我在外国文学领域里蹒跚学步到临近退休之年的四十年重合，我得以借此补课、复习、深究，回眸柳先生这四十年学术路的坎坷、沉浮和辉煌。柳鸣九的这些思想观点和过往并不是以貌似沉重的个人自传和回忆录的形式得以呈现，而是以与同道、后进的看似轻松的谈话方式，给人以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之感。历经风雨，登临学术高峰，云淡天高，恰是秉烛夜话之时。这样的对话让我读到了，甚感幸运。

四十年前，十年大乱刚刚过去，百废待兴，人才青黄不接（大学十年没有招生，恢复高考后的我辈大学生尚在课堂上大声念外语），不惑之年的柳先生在巨擘云集的外国文学研究界还算小字辈，参加外国文学年会还要忙于类似学术秘书的工作。但受到冯至大师的重托，柳先生以一个小字辈的身份在全体会议上做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学术报告，彻底否定了日丹诺夫全面否定和贬低西方现当代文学价值的形而上学僵化的八股理论。日丹诺夫的论断明显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文艺批评的巨大障碍，却依然打着正确的旗号大行其道，不清除它，文学上的思想解放就是无从谈起。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背景下，此举可谓破冰开拓之举，功勋卓著。

此报告引起轰动，朱光潜等元老纷纷予以赞许和肯定。这样的“壮举”竟然是由一个“小字辈”来扛大旗完成的，应该说是历史性的重任。四十年后我找到柳老当时发表的文章，竟然发现那个时候他在报告里广泛提及了现当代西方作家的无数代表作，包括尚被苏联教科书称之为“颓废作家”的劳伦斯，他都提出了要客观对待的观点，比1981年第一个撰文全面肯定劳伦斯的赵少伟先生要早二年。劳伦斯因为这些有识之士的破冰之举而逐渐进入国人视野，我日后能顺利做起劳伦斯研究，也是得益于此，但当时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者，对大的局面一无所知，真正的了解竟然是在四十年后，为此不禁感慨万千。说柳先生是领军人物，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正如柳先生谈话中所说：“坚冰既破，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就出现了西方20世纪文学的大译介、大普及的新局面”。（p36）我因为“生逢其时”，对此有切身的体会，甚以为然。我们常说的“胆识”二字，柳先生那时无疑都具备了，且堪称非凡。但他能“小人物扛大旗”，更多的是因为他的“识”，那就是他在那之前的二十年中以法国文学为基点，放眼整个西方文学，从理论到具体作品都有深入的研究，视野开阔，目力深邃，“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最好还要若干闪光的思想与出彩的分析评论”（柳鸣九言）方能所向披靡，成为开路人。这也就是他虽然仅仅是“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的会长，却能成为外国文学界领军人物的根本。退休后柳先生又在系统出版外国文学作品领域内大展宏图，风生水起，口号是“丰富社会的人文书架”。几套系列丛书洋洋大观，我的翻译作品也忝列其中，对此我更是深有体会。而柳先生谈到这些建树，依然是语调轻松，号称一介布衣和园丁。

柳先生另一壮举就是在1980年发表重要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肯定了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价值，前瞻性地预判到了萨特哲学在中国语境中的价值。他为萨特大声疾呼“萨特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萨特的精神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他的《萨特研究》独树一帜，郑重地把萨特学说引进中国。有评论者说，柳先生的萨特研究“使西方哲学走向了中国大众，做了一次中国人的心理医生和心灵钥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受到萨特思想影响的青年读者给《中国青年》杂志写信后引发了长达半年的人生价值观大讨论，彼时我正在大学读大三，也积极地参加了团支部的讨论，还因此与同学发生争论，观点针锋相对。但那时并不知道这场讨论的“萨特元素”和引入萨特的柳鸣九先生。现在才知道这个背景，也是读这本对话录的收获，让我将今天与弱冠之年的我进行一番审视，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有所醒悟，原来柳先生这四十年一直在“陪伴”着我们，引领着我们，让我们得以步武前贤，这是我们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