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前毕业进出版社当编辑，感觉是神圣的。入职不久去日本，是严文井和陈伯吹的随员翻译，入关盘查时一位上年纪的安检人员看着我护照上职业一栏里写的是编辑，好奇而狐疑地盯着我略带稚气的脸看了几秒钟，用浓重的日本口音英语问我：“你是编辑？”我骄傲地回答：“是的，当然。”就差说“why
not”了。后来明白，在日本编辑是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业，加上英文里编辑时常是主编的意思，所以他看我那么年轻，就会怀疑。那个年代编辑这个词确实很令我感到风光。

可到了网络时代一下涌现出无数的各种媒体，编辑人数不知翻了多少倍，编辑们就都自谦叫“小编”了。但小编其实责任并不小，甚至作为给图书把第一道关的人，责任甚至是重大，不小心犯一个或几个错误能把主编给害了也未可知呢。比如把蒋介石英文拼音回译为“常凯申”，孟子回译为“门修斯”，这样的笑话如果不是那些自谦为小编的人迷信译者是名牌大学教授就第一道关放过，怎么可能印成书？作者译者无论什么大牌，都该交稿时鼓励编辑多多质疑，编辑更要主动作为。

翻译作品任何人都不会不出问题。八十年代有人挑出傅雷先生译作里一些错误，开始翻译学术杂志都不敢登这篇论文，还是请杨绛先生确认确实是错了，文章才得以发表出来。更早的年代里，有的赫赫有名的文化官员的翻译其实错误很多，年轻的英若诚、沈昌文先生都被抓差给他们校对改正过。记得英先生接受我采访时说他简直气疯了，很多段落是替他们重新翻译的。最好的例子是周扬先生从英文转译的《安娜.卡列宁娜》，老编辑谢素台对照俄文推敲修改了很多，最终这本译作署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不明就里的读者还会问周扬的合作者何许人也。当人们表扬周从谏如流时，别忘了这样的“小编”是多么伟大，还有当年的“小英“和”小沈“们面对大人物的译文就敢大卸八块地改动，才气横溢，勇气可嘉。我们小编就是要有这样的底蕴和底气才能保证出版物的品质。

八十年代劳陇先生为北大某名师的博士生译稿做鉴定（那时博士生稀少），惊讶地发现其错误令人发指，其中一个错误是居然把damp翻译成水坝，然后将错就错乱编中文句子，越编越离题万里。他私下对我抱怨这样的名师招收这样差的学生，实在是文革后人才青黄不接的无奈之举。我对了原文才敢相信那是真的。老人家就告诉我，翻译问题上没有什么圣人，再有名的人也不能保证没问题，大家必须要有存疑的基本态度。

因此有媒体让我推荐书，遇到翻译书，我就老实声明没有对原文，只就中文说中文而已，否则就容易贻害读者。看到有“著名“人物自己和出版单位大张旗鼓地自我表扬译文如何完美，对上几段发现其实是绣花枕头，便立即感到悲哀又滑稽。他们还没有明白翻译是多么神圣又多么容易被亵渎。任何翻译作品，我们可以说原著多么伟大超凡，但只要涉及到译文的质量，没有核对过原文就不能信口开河赞扬。译文一般有这样几个层次：中外文完美对应者最佳，但寥寥可数；译文忠实原文流畅舒展且无大的错误，这已属难得；外文理解无误，但中文表达晦涩费解，情有可原但吃力不讨好；中文看似妙笔生花，一对原文发现其”创造性背离“程度偏高，此乃害人害己；外文理解不到位，中文还捉襟见肘，此乃垃圾也。

这些问题其实把第一道关的就是我们“小编“，真不能小看自己。我还记得我24岁上初当编辑，就果断地退了某个有来头的人的译稿。那稿件属于中文通顺但一对原文漏洞百出的那种，但组稿老编辑不懂英文，就接受了。还好我的老主任看了我的退稿报告还表扬了我，令我感到了小编的光荣。所以我现在交稿给出版社时总是鼓励那些”小编“别懈怠，为大家都好，多质疑吧。出版前看出毛病改掉总比出版了自鸣得意时被人看出大问题当头一棒砸晕了要好吧。（发在今日深港书评专栏，如引用请注意博客版与报纸版的细微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