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达雅”走向“语境”

黑马

   早年间翻译课堂上老师强调没有上下文就无法正确理解和翻译原文（no context, no text）。这一个小小的context(上下文)到如今的国际学术界就变成了一个高蹈的词叫“语境”，而且使用频率十分之高，随之派生出contexualization (语境化)这样含义丰富的词汇。这是英语词汇不断变化发展的一个鲜明例子，如果某人八十年代就昏迷了，如今醒过来听人们东语境西语境的，说的其实是个老词儿context,会感到莫名其妙。直到前年我诺丁汉的保罗师兄在剑桥出版了他主编的《语境英国文学史》（English Literature in Context），才令我不得不对这个渗透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重视起来，开始痴迷“语境”。

   在翻译研究领域里，流芳百年也莫衷一是百年的“信达雅”三原则由于变得几乎尽人皆知甚至都流传到了翻译界之外，过于朗朗上口，百年间下来近乎产生了负面效应甚至变得有害。这样高度概括性的大而化之的“座右铭”其实无助于人们真正理解其深奥的内涵。用时髦的词汇来说，这个家喻户晓的词儿其实是个高语境词汇，完全靠意会和约定俗成的领悟得到传播，因此反倒充满歧义，最终是一知半解甚至无解。这正应了大诗人蒲柏的警句“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浅尝辄止的学问实则害人)。

   问题是至今对何为信、何为达与雅仍存在争议。而我们在文学翻译的实践上竟然言必称信达雅，以此来指导自己和衡量别人的译文。这就是这类高语境词汇的可悲境遇。

   同样，大家学习钱锺书先生关于翻译的寥寥数语高论如“得意忘言”、“投胎转世”和“化境”说，奉为圭臬。还有学习杨绛先生相对接地气但也是大而化之的傥论如“一仆二主”、“胡语尽倒”从而翻译成中文需要“翻跟头”并要对译文进行“点烦”，甚为佩服，但仍然感到时而迷惘。

   当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在“语境”研究的领域里畅游一番，或许我们会恍然大悟，我们不朽的前辈翻译家和理论家的高深莫测或深入浅出的那些“语录”，是他们翻译实践的总结，他们犹如数学解题大师，把那些繁复的公式推导和演算过程都优雅地省略，留给我们的是金字塔上最耀眼的几颗明珠照耀我们，而我们或许是在把这些奉为金科玉律时，过于将它们世俗化了，因此反倒让它们成了我们的“a little learning”,这是可悲的。

   我们要做的是将大师他们的结论一点点还原，其实发现他们说的都离不开“语境”或“语境化”的理论，只不过在他们的时代或没有语境这个说法，或是他们对这样过于科学的词汇不屑一顾，坚持用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来表达。

   我的理解是：信为根基，忠实于本意；达为信之传达与通达、晓畅、流利的目的语表达；雅为信与达基础上的高度复杂的变数，或流丽，或典雅。有时将“丑”的话语活灵活现表达到极致，也是“雅”的内涵，如用地道的北京方言或土语灵活真切地表达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底层阶级的方言或英国乡村方言，也是“雅”，是审美的艺术，如同《茶馆》里那些老北京方言土语的典型再现一样。当年严复说“雅”，应该是特殊语境中的产物，那种半文言半白话文中应该是难有俚俗之声的，市井粗口还无法进入高雅的文学。

但信达雅都要根据原文本所处的语境而定，这包括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言语对象和言语者的身份之间的变换关系等。一切都要回到最初的那个“No context, no text”的原则，只不过，此时的context 不仅指上下文，还是更为深广的“语境”了。

   语言学大师纽马克认为“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 文化学家霍尔也说：“语境所承载的意义是有变化的。离开了语境，代码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包含部分信息。”所以我有了一个戏说：如果说以前的外语专业是鹦鹉学舌专业，估计以后的外语专业要叫语境学专业了，这比什么“国际文化”听上去来得更为接地气。

   （本文为今日深港书评专栏文，发表后又听取了同好的意见，做了点修改。如引用请分清两个不同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