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 reflection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at make some sense or nonsense

http://jb.sznews.com/html/2016-03/12/content_3477366.htm（晶报深港书评专栏文）

     歌德曰：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这句话用在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上颇为形象贴切。老翻译家傅惟慈在他送我的一本译作的扉页上题词，引用唐弢先生的谈话“文章这潭水要多深有多深”，说只须把“文章”换成“翻译”就能说明翻译也是一潭深水。傅老把一生的翻译体会浓缩成这么一句格言，善哉，妙哉。
    自严复老祖宗立下翻译的“信、达、雅”三原则，翻译理论一直在这个基础上翻来覆去求证论证，水越来越浑。改革开放后又有西方翻译理论汹涌而来，翻译理论的研究又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推陈出新，很多新名词已经远非早期的“信、达、雅”那么容易被广泛接受，越来越成为象牙塔里的高谈阔论，如郑州大学黄为葳教授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我们经院式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是绝缘的。那些“玄之又玄”的理论仅仅在封闭的理论场里自我循环，无法指导翻译实践。
    这些听起来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我多年来正好置身其中，耳濡目染，已经见怪不怪了。经常有人问起我遵循哪家翻译理论，我回答很简单，一个信，一个达，雅不雅要看原文而定。严复说的“雅”应该指的是理论著作和美文的翻译，而非要求小说戏剧对话必须雅。如果那样，《红楼梦》里薛蟠的话该怎么翻译？莫言的《丰乳肥臀》怎么“雅”得起来？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就是极好的的例子。萨克雷的尖酸刻薄如此传神，19世纪伦敦小市民的恶俗语言如此逼真。如果这样的小说里没有俚俗，只顾文字高雅，就背离了原著，甚至算是失败的作品。译者应该像个性格演员，有高超的模仿能力，如同写中文小说一样，写到什么人什么情境就该用符合那个时空和人物性格的语言，该破口大骂时绝不能吴侬软语，该之乎者也时绝不能有俗语夹杂其中。这就是信和达。
     有趣的是，我们的老一辈学者们几乎都像严复那样对翻译理论采取了大而化之的写意式简洁论述而非西方人浓墨重彩的写实式论证。钱    先生关于翻译有过“化境”和“得意忘言”理论。我请教盛宁教授才得知其典出自《管锥编》，而最早出自《庄子·外物篇》：“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钱先生还有一句高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让原作‘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赵萝蕤先生曾轻描淡写地对我说：翻译嘛，中外文俱佳，花时间翻即可成好译文。萧乾先生干脆说：能写就不翻，因为翻译对他来说就是那种中外文俱佳后的费工夫之事，哪里有什么理论。倒是杨  先生因为有大量的翻译作品问世，从实践的角度谈过翻译技巧，最精华的部分就是“点烦”——翻译完后要进行一次次“点烦”，去掉啰嗦的词句，使句子凝练隽永。这绝对是经验之谈。
    当然我最能感同身受的还是我的老师劳陇先生的理论，他的理论来自他的实践。他翻译了无数联合国文件，又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写作古体诗，所以他的翻译课总是讲得有声有色。他的这些常青之树上的理论终于在逝世后结集出版，我得以经常温习，终生受益。

关于劳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3d2f10102e35v.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3d2f10102v4u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