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陈伟教授（@人大陈伟）在他的微信公号“陈伟时刻”里发完了我的劳伦斯之树四部曲，现在贴上的是3-4部分，供同好一哂。前两部分请往回翻页可查。这算是我从准备到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劳伦斯翻译研究30年的小小自传，当然仅仅是一个骨架，中间很多很多的磨难和历练基本略去，因为那都是自己的选择造成的，不值一提，任何磨难都是必经之路。让我们只记住现在的美好成果，这些不断再版的书籍和以后仍将不断出现的新品，my heart will go on.

3 背靠长安山，面朝闽江的决断

我真正的劳伦斯研究与翻译是在福建师范大学外文系开始的，我一直觉得这事亦真亦幻，类似一个遥远的传说，一切都取决于我在一个秋日的午后面朝闽江，背负长安山的决断：既然在本科的最后一年与劳伦斯邂逅并且翻译了他的《菊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为什么不选择他做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呢？

1982年我进校后分到林纪焘先生门下攻“非虚构文学”,却根本不知道他是林则徐的第六代玄孙。我们考研时招生简章上的专业是大而化之的“英美语言文学”，实则培养的是高校英语教师，没有标明具体报考哪一个导师的研究生，只按照总分排名录取，入学后再根据个人志愿分具体专业。由于文学方向名额有限，就把包括我在内的两人分到林先生门下。不久那位同伴就转到翻译专业去了（以后这位张同学去了美国，成了著名的文学教授），我就成了那一届林先生的“独子”。

听说分到林先生门下，赶紧打听他的背景，知道他一直教高年级英文作文，对英文文体很有研究，且专攻英文非虚构文学（non-fiction）即散文和传记。福州城人杰地灵，姓林的人也多。分到这位导师门下后,新同学们纷纷祝贺我，那意思，好像我当上了林则徐的研究生似的。本来我填报的志愿是小说(fiction)研究,分去做非小说研究让我很失望,但因为有了林先生这等背景,对我的失落是一个补偿,恍惚之中我也陡增自豪与幸福感。心想这下可好，我可以做双重课题的研究，一边研究英国文学，一边弄点中国近代史。再一细想不禁哑然失笑：这两个课题太讽刺性地巧合了——伟大的英国文学与伟大的抗英斗争。

但他从来不提林则徐，即使我偶然问起，他也拒答。只谈学业，只谈专业上的事。以至于有人对近代史感兴趣，“理所当然”地“托”我向导师提些问题，我也爱莫能助，只得请他们直接去问。

渐渐地，我忘了他是林则徐的什么人。在闽师读了三年书，不曾去过林则徐纪念馆或别的与林则徐有关的纪念馆。我像许多国民一样，了解林则徐甚少。这种失之交臂是令人遗憾的。

毕业后有的学生谈起导师像谈自己的父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有的则像谈自己的仇敌，控诉这几年受导师压迫的深仇大恨。而我却无从谈起，只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从报上读到林则徐诗二句：

一曰：“常倚曲阑贪看水，忽逢佳人与名山。”

二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岁月的流逝，这两种心境之于纪焘先生怕是渐远了。他只是像一个淡泊宁静的普通知识分子一样工作着、生活着。

这份淡薄和宁静我深有了解，这种淡泊表现在对待他的学生宽大为怀。

那是有关我的论文选题的事，应该说对我们双方都很重要。1980年代初期每年全国招收的外国文学研究生不过百十个（其中大部分还是从事实用语言学研究），因此对硕士论文看得很重。由于劳伦斯还被按照旧的文学史说法被看作“颓废”作家，所以研究他就要冒拿不到学位的危险。但我就是坚持要选劳伦斯做论文，而且研究的是劳伦斯的文论（按专业规定我不能研究他的小说，所以我就另劈蹊径研究他的文论，而研究他的文论就要结合他的创作来做，我事实上是暗渡陈仓了，当然劳伦斯的创作类别之丰富，为我曲线自救提供了可能。专业上的限定反倒为我的劳伦斯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论文的风险也自然加大了）。导师对我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还不是因为我的暗渡陈仓，干脆是对劳伦斯的选择本身就令他担心；另外他也不喜欢这个作家。但他原谅了我的任性，一边警告我后果不堪设想，一边还是同意了。现在想，那一届研究生里他只指导我一个，我是“独子”。有的导师指导两个，损失一个，成功率还是百分之五十，可如果我失败了，就等于作为导师的他百分之百地失败了，他的后果才是不堪设想。在学霸遍地和金钱效益第一的今日大学里，这样的宽容老师估计是大海里捞针般难觅了。

林先生之所以宽宏大量，超然物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应该是他出身名门，自身又德高望重，因此对年轻人十分包容，只把年轻人的固执冒昧当成趣事把玩，毫无愠怒。换了任何普通背景的人估计都会让我领受责难和严厉制止。看来有这样书香门第的大家当我的导师，真是我的幸运。正因此，我才得以如愿，潜心研究自己热爱的课题并通过学位答辩从而获得了那个年代里稀有的硕士学位。我一直对先生的雍容大度心存感念，他教我懂得了什么叫“宰相肚里能撑船”，但从没面对先生说过感谢的话，因为我知道以先生的大德大量，他不会允许我如此的表达，我们之间有的只是默契，因此我一直在心里遥远地祈福感念。

毕业后我离开了福建。是导师以一种君子之交的姿态呵护了我，让我得以顺利完成论文，拿到了那个年代稀有的硕士学位，获得了进入文化圈的敲门砖。举世滔滔，人心叵测的世界上，我竟然无忧无虑地拿着相当于大专毕业生工资的助学金，过了三年纯净的研究生生活，在长安山满山的野龙舌兰和冬季里满校园的扶桑花中流连，在闽江里畅游。我写道：“那三年奠定了我以后三十年文学生活的基础，才有了现在这些小说、散文集和劳伦斯作品的译文。一个北方人在闽江畔获得了润泽，心灵里酿出了文学的酒，那里面一定有福建的水分。”

我没有当一官半职，也没有在事业上发达，一直持续着研究生时养成的散淡状态，闲散地写作翻译，因此也没有能力为导师做点什么回报他的恩德。在出版社工作时，我会经常写信约他翻译点什么东西，只要是英美名著，他愿意翻译哪一本都可以。可他总是“敬谢不敏”，称家务和工作繁忙，难以拨冗。因为远隔千里，同班同学都出国了，我对他的情况无从了解，也就罢了。但后来我发现他为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翻译了不少书，都是有关基督教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我想我明白了，历史和非虚构作品仍然是他的最爱，那是他所恪守的专业，他根本不喜欢虚构文学。怪不得他发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后就让我帮他买了全套的寄去呢。

  一晃三十年，但那一年的决断还是与山光水色一起浮漾在脑海里不肯散去。

                     4 毕业后：我一个人的劳伦斯大学

    毕业后我靠着7年的英文基础先在出版社当编辑后考入电视台当译员，但几乎把多一半的业余时间用在劳伦斯作品的翻译上，一边翻译一边为了翻译好而做点研究，这几乎是一座没有围墙没有学历限制没人管理的我一个人的劳伦斯大学，是我一个人在种一棵中文的劳伦斯之树。

     翻译研究了18年后，我决定利用去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在劳伦斯故乡的母校诺丁汉大学英语系系统旁听有关劳伦斯的课程。从此我开始注意到，英美大学里著名的劳伦斯著作都出自那些“全能”的教授，他们全能多年，然后拿出一段时间专一于劳伦斯，但基本还是什么都能讲授和理论的全能教授。仅仅是一个专门的劳伦斯博士估计连自己都会感到势单力薄。而我所熟知的几个英国劳伦斯专家，除了诺丁汉大学里我的导师沃森是专业的劳伦斯研究专家外，其余几个劳伦斯专家多是在成人教育学院里任职的，靠教授基础的文学养家糊口，业余专注于劳伦斯，如萨加、普里斯顿（诺丁汉劳伦斯中心的创办人）和波普洛斯基等。他们的业余专业精神很令我感动，而且大家的生存方式都是这么雷同，这就是专业与职业之间的微妙关系，是真的出自热爱。因为他们做劳伦斯对他们升职谋取名利没有任何关系，而若要想获得英语学院的文学教授头衔则必须放弃专门的劳伦斯研究四面出击方可，两者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选择了热爱,他们最多也就是当到高级讲师而已,没有一个成为教授。不知道有多少人一生为了某种热爱只甘心停留在讲师位子上。

  与英国那几个劳伦斯专家相比，我和他们算是殊途同归。这很有趣。不是我在学习谁的榜样，而是我们在东西方不约而同各自走了一条大致相似的路，导致了共同的生存方式。我是到英国后才发现这个有趣的雷同现象的。我们各自有一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劳伦斯大学。

    这个选择取决于我自己的境遇和价值观，取决于自己与现实的妥协与平衡。也就是爱好与谋生之间的平衡。我发现能把创作和外语结合起来的最佳途径是从事文学翻译。于是我自然地选择了文学翻译，而且因为我幸运地在硕士阶段研究了劳伦斯，自以为找到了我最欣赏的一个作家，日后翻译劳伦斯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我在出版社当编辑时就幻想着自己就是巴金，一边写《家》和翻译赫尔岑，一边给文学青年萧乾们当伯乐。结果当然是自己成不了巴金，更发现不了萧乾，写了本《混在北京》就落荒而逃，离开被人们以为是小说原型的那家出版社。

    我的文学专长当然还是硕士阶段研究的劳伦斯作品，那时我已经一边写论文一边翻译他的巨制《虹》了。我庆幸自己误打误撞在茫茫如海的世界名家中遇上了我最钟情的一个英国作家，翻译他的作品不是为稻粮谋，而是出于热爱，但最终又歪打正着在出版方面获得了自己的market niche(中文叫市场份额，听着俗，就喜欢用英文，因为不是母语，俗也不觉得俗了)。

     于是研究生毕业后这30年我就是为了自己的爱好忙碌着，我称之为我的“这口大烟”。而且在劳伦斯翻译方面越陷越深，因为任何个体作家研究都是要靠对原文的“细读”作基础的，当然我并不想也做不到呕心沥血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框架，我的乐趣在于语言的把玩，“一名之立，月旬踟蹰”，用最好的中文体现劳伦斯的作品风韵，这个体现过程也揉进我的创作激情，为我的写作打着最扎实的语言基础。

   我的选择完全是我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是我自己给自己办一个继续教育的劳伦斯大学，仅仅是为了学而已。这个选择仅仅是一个非重点大学的小硕士生、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为自己的文学激情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文学空间而已。我一边自学，一边不停地做着作业，幸运的是我有不少喜爱劳伦斯作品的华文读者和同胞在关注我，鼓励我，他们是我的知音，我可以骄傲地告诉英国的劳伦斯研究者们，我翻译的劳伦斯作品在不断地出版、修订再版，还在出中英对照版和台湾繁体字版。我相信我和我的同胞在做世界各地的劳伦斯研究翻译者无法做到的事情，因为中国读者众多，华文读者遍布世界，而在华文世界里劳伦斯因为多年的禁止而在1980年代才慢慢进入中国人视界，因此尚在朝阳期，这个时候让我赶上了，仅仅由于当年没考上中文系而被外文系接住，仅仅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偶然与劳伦斯作品相遇。这三十年的历程就是这么简单，就长了这么一棵树，算我的而立之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