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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为葳
　　许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师长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学贯中西，文才横溢，更因为他为人处处克己让人，事事为别人着想，从不争利争名，非常善于发现他的同事和学生身上的长处。他总是真诚地乐于助人而从不存什么私心杂念。
　　许先生在学识上的广博是人尽皆知的。因此我就不去泛泛地谈论大家都已知道的许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说些他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鲜为人知——特别是鲜为翻译界以外人士所知晓——的成果。我是这样看的，从表象上看起来，今天我们国家的翻译出版物（包括外译汉的出版物和汉译外的出版物）的总数量实在是很不小的，但是真正合格的译品却为数不多，滥竽充数者则比比皆是。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译者本人的专业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对于译品的批评监督及激励机制在我们国内基本上不存在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我国的翻译理论领域长期以来受着一些学阀的把持，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有些大学招收翻译博士生，而这样的博士生中，不少人是在他们的博士生导师的带领下只搞“翻译理论”而绝对摒弃做翻译实践的，认为搞翻译实践会降低他们的学术品格。从这样的经院式教育方式里不知炮制出了多少“玄之又玄”但谁也看不懂的垃圾“翻译理论”。老一辈的翻译理论学阀加上这样孵化出来的新翻译理论学阀不断地给社会上有志于从事翻译事业的年轻人灌输着种种错误的翻译理论和观点。
　　许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长期以来总是旗帜鲜明地、非常有理有据地宣扬正确的翻译观和翻译方法。他前后写了很多非常有分量的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每一篇都是能从根本上推翻种种错误翻译理论的谬误论据的。比如说：关于直译和意译方面的种种错误论调，关于翻译要做到“形神兼备”的论调，关于外国诗汉译中要“以顿代步”的论调，关于翻译是“科学”而不是“艺术”以及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论调，关于建立包罗万象的“翻译科学”的论调，等等。提出这些论调的人们往往都是很有来头的人物，包括老一辈的翻译理论家，新一辈的翻译博士、专家，港台的知名翻译理论家，西方国家里的翻译理论权威等等。可惜的是：许先生写的这些文章里只有一小部分出版社或杂志社允于登出。然而被允于铺天盖地式地刊登出来的却是那些宣扬号称“权威”的翻译观的所谓“翻译理论”文章。我接触过很多年轻的译者，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所熟悉和至今还在奉行的翻译理论还都是那些被许先生批判过的错误的“翻译理论”。至于对许先生发表过的文章，这些年轻译者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茫然的。
　　在过去，我是经常聆听许先生在翻译理论问题上的详尽阐述的，而且我也常和他进行这方面的交流。所以我自己在翻译实践上是完全恪守许先生的教导的。我的兴趣是汉译英，许先生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上是侧重于英译汉的。虽然英译汉和汉译英在具体的翻译操作上是不同的，但在翻译的原理上却是相同的。所以我就把许先生教导的正确翻译理论用之于汉译英。结果如何呢？我没有走“在直译基础上的意译”的路子，我没有走“译文要做到形神兼备”的路子，我没有去追求实现“翻译是两种语际转换”这个似是而非的幻想而去努力建立起什么“翻译科学”，我没有走“翻译既是艺术又是科学”的路子，我没有走鲁迅或董秋斯拼命提倡的那种翻译路子……因此我现在可以很自信地说：如果我不是遵循许先生指引的翻译路子走，我会最终在专业上一事无成的。所以我在心里始终十分感谢许先生。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真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是由于和他多年共事，频繁地接触，因而得以学到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许我在翻译上会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
　　凡是在工作上与许先生有长期接触的人都知道，他是对名利完全淡泊的人，他在自己生命中的唯一追求就是学问。他平时对物质生活的匮乏短缺是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的。他不讲吃，不讲穿，不近烟酒，不讲排场。他的整个人生都是这样度过的。他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个人功利之心的人。正因如此，他的人品和学识是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的。
　　（此文为《劳陇翻译理论文集》序言，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