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获知老翻译家孙绳武仙逝的消息，就想起当年充满热情地采访他的情景。这篇采访后来收入我的文学名家采访录《文学第一线》里，但估计对孙老了解的人还是不多。翻译诗歌是最难的翻译之事，孙老凭借自己年轻时对魏尔哈伦的研读功底，晚年巧遇继承了维尔哈伦风格的梅热拉伊蒂斯，一气呵成，居功至伟，偶然与必然高度巧合，是难得的诗歌译文，从中我们能参悟到很多诗歌翻译的真谛，三个字：不容易，四个字：太不容易。贴上，供同好阅读。

孙绳武：寂寞成诗

       ●孙绳武，诗译家，译有诗集《人》等多种。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国译协常务理事。

▲记者。

▲孙老，我是读了您用笔名“孙玮”发表的译诗《人》以后，几经打听才知道您的真名和职务的。《人》之所以深深地打动了我，是与您那年轻、血运旺盛的译笔分不开的。其实不少优秀的外国诗原文极漂亮，极有生命力，可被不少中译者给弄得别别扭扭，让人无法卒读，真委屈了这些大诗人。市上汗牛充栋的译诗集们，优者寡，次品实在坑人不浅。同样，不少意蕴高深的中国诗让人译成外文后成了白水一碗，害得洋人把中国诗人当成庸才，对“诗国”嗤之以鼻。这类误会不能不说是译者的过错。

大诗圣瓦雷里说，诗根本不可译，一译“差不多全失掉它们艺术的本质”。可又不能要求人人通几门外文，所以还需要译者，自然是高手而不是混子。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译诗界混子太多。他们倒腾成中文的洋诗，离“本文”相去太远，还自以为是地要求国人依此做诗成“现代派”。其实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压根是两码事，却让不少理论家云山雾沼地扯成一团，不仅蒙了老人，还蒙了青年，甚至造成一些不该有的“代沟”和误解。

●其实并不是老年人都不加区分地一律反对现代派。我年轻时就爱读魏尔哈伦和戴望书这些个中外现代派的诗。但我总觉得现在的诗正走向平庸，全世界各国情况都一样。诗界很难再出巨人，诗人和普通人混为一体了，人人都可以写出那样的诗，诗就该死了。

▲您译的梅热拉伊蒂斯的《人》可能就是您理想的好诗吧？在他笔下，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流溢着莎士比亚式的“万物灵长”的自尊与崇高，但又不像莎士比亚那样神化、抽象化。《人》是生命的冲动节奏，是欲望的喘息与喷薄。您六十年代译这本书时料到它后来对中国诗坛的强烈冲击了吗？“文革”后的新诗人中据说当年偷读这诗并大受影响的为数不少。这该部分地归功于您那神形兼备的译笔。说俗了，您何以译得那么“好”？

●看来我是“种瓜得豆”了。当时是“批修”的需要让译一些作参考的。可我无法批它，因为我太喜欢。我必须忠于原文，忠于诗人的艺术。我照译不误，有人来批就由他们批去。种瓜得豆，没我的功劳。至于这诗的成功，应归功于时代，也归功于作者能批判地继承现代派诗歌的优秀传统，把魏尔哈伦和里尔克的现代诗艺与他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糅合一体。梅热拉伊蒂斯其实是个“杂交派”。杂交最有力。

如果说我译成功了，也是因为我喜欢这诗，我与它有共鸣。我说过我年轻时也是喜欢魏尔哈伦的，他也很受魏尔哈伦影响。另外，我不喜欢太“花”的诗，如叶甫图申科的。我爱雄浑、清壮些的、畅达些的。偏偏《人》很投我的脾性。

▲这可不容易，这不仅是巧合，而且是个契合的问题。您是否也这样认为？

●是的，译者从个人经验、感受、性格和文化修养上都能与作者有所相似才好。这就如同创作一样。有了这些共同点，译起来就得心应手，感到自己也是在创作。

▲这要求太高了点吧？人生的机遇太少了。

●译者应该甘于寂寞，耐心等待。否则有订货就生产，那种译法糟蹋人家诗人，自己也难受。

▲这需要一种境界。除此之外，技巧也很重要，尤其是语言的理解一转型一再表达。

●当然，译自由诗就该把握人家语言的现代特征，即口语化与自然流畅。不要冷丁儿在一句明明白白的话中套中文成语，如来个“层林尽染”。总之，一定要中外文都过关再来译。缺少对原文的语感，单靠查字典不是法子。

▲我想您是在说诗译者应有足够的诗人的激情和情感体验，要在寂寞中磨练语言功夫，加强中外文的语感训练，一但有机遇，即可一译而成功。这或许就是偶然和必然的关系。

●  还有一条，就是不可媚俗。

后记：采访孙绳武是我在编选《欧美现代派诗集》时产生的想法。诗集中收入的梅热拉伊蒂斯的《人》节选居然在1960年代是被当作反面材料翻译出来供内部批判用的。就是这样被批判的苏联诗歌，成为地下读物在诗人和文学界广为流传，影响了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那批青年诗人的创作，这应该说是荒唐的神话。而孙绳武先生当年接受了翻译批判材料的任务后居然满怀激情地再现了原作的激情，这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意志！他的译文对当代中国新诗群的崛起是功不可没的，但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忘却和忽视。于是我决定采访这个叫“孙玮”的译者。

几经打听才知道了他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孙绳武。年过花甲的他曾有过对现代派诗歌深入阅读的学生时代，那个时候现代派诗歌是自然而然地在中国流传的，他并不以为希奇。而经过几十年的对现代派的封锁后，我们读到那个时期的现代派诗歌反倒觉得如梦初醒，并且开始对现代派做出些莫名其妙的解释，这些皆归咎于闭关锁国的国策。又有谁知道，新诗人们竟然是通过对前苏联这个诗人的批判间接地受到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呢？荒唐的年代里结出了畸形的诗歌之果，这实在令人不堪回首。

孙老接受采访时态度平和，毫不激情澎湃，可正是这样的人默默地奉献了一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诗集。

从他家出来时看到同一个院子里有一个外国老人出出进进地忙碌，孙老告诉我那是他的邻居沙博里，并说如果我想采访沙博里的话他可以引见。可我当时就是一个心眼只想采访外译中的翻译家，因此没有响应。现在看来当时是有点少不更事，因此错过了很多这样的优秀人物。如果我不是那么一根筋，我的人物特写会是另一番光景。很多事很多人，就这么轻易地失之交臂。人生也是如此。

（本文收发于1990年6期的河北《诗神》杂志，署名毕冰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