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作者也姓毕，但我真不认识哈。

旧书店的风景——读《中国旧书店》(毕守拙)

　　“冷摊负手对残书的旧时风味”，作家史航说的就是逛旧书店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非爱书人自是难以体会。但，能体会到的，也不在少数。翻阅阿滢编的《中国旧书店》，“旧时风味”常有所现。

　　《中国旧书店》包含了全国各地被书友偏爱的旧书店，记录的都是各自心中的“旧时风味”，可谓是一本中国旧书店地图。今后出差或旅游至某地前，可以先翻翻这本书，找出当地的旧书店，作为购书指南。只可惜，书中部分旧书店在这本书出版之际，就已经倒闭不在了。买书的旅途中，顿时少了许多风景。

　　但是，就像史航在序言里说的，好书店就是好书店，你无力抗拒，只能狂奔。近六十位书人奔赴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台地区，留下的旧书店寻访记，蔚为大观。

　　看这些旧书店寻访记，充满艳羡和神往。我偏居西域一隅，除了新华书店，就再无其他书店了，更遑论旧书店。于是，就跟着书里的书友遍走全国各地旧书店，通过他们笔下的文字在冬日里解馋。

　　旧书店里故事多，在看寻访者们的记述时，常常或会心一笑，或感同身受，或五味杂陈……劳伦斯研究专家黑马曾在旧书店偶遇一本1981年第二期的《世界文学》，杂志里刊发的研究劳伦斯的论文，为黑马的研究提供了莫大的信心，终于使他成为大陆第一位研究劳伦斯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学人。多年后，黑马在《一家旧书铺成就半生文学事业》的文章里表达了对“旧书铺”的怀念和感激。而朱晓剑在《成都旧书店风景线》里讲述的趣闻轶事也颇好玩。

　　相对未去过的旧书店，在读到描写我曾去过的旧书店时，亲切之感油然而生，仿若路遇故人，且故人还是同道中人。田原写的豆瓣书店，我就曾有幸去逛过，而且还收获颇丰。关于那次逛旧书店的经历，记在了拙作《但解买书那计读》中。这次通过田原的文章，对豆瓣书店有了更多的了解；收入该书而我又去过的旧书店还有潘家园。谷雨的《感受潘家园》里的两句话“潘家园，不来会想它，来了会怨它”、“来了不买遗憾，买了后悔更闹心”，是我在去过几回潘家园后才体会到的。我第一次去潘家园，就灰头灰脸地回来了，那天的风沙太大，好在收获不小。当天的购书经历，都记在了《灰土灰脸潘家园》的短文里。看谷雨的文章，不由得又想起往事。看来，不光旧书店里充满了回忆，看写旧书店的文章，回忆之镜头也会不由自主地回放。

　　彭小伟在《南京古籍书店》的文章里说，书店的风景美不美，对于普通的过客，也许就是看看建筑；对于爱书的人，最靓丽的风景无疑是里面的书与人。看完《中国旧书店》，我知道，还有许多旧书店的风景在等着我欣赏、神往、怀念。

收入的拙文在下面：

童年的小书店成全了我的事业

在外国文学研究界，赵少伟这个名字算不得响亮；作为翻译家，他的产量也不高。写得不多，翻译得也不多，但他却做了一件别人没有做也做不到的事：他填补了一个从1930年代直至1980年代的空白，因此开辟了中国劳伦斯研究和翻译出版的道路。这件事赵少伟如果不做以后也会有人做，但劳伦斯进入中国的时间将会推迟，其进入的方式将是另一番情形，甚至推迟到何时都会成为问题，可能是灾难性的遭遇也未可知。幸亏有了赵少伟，劳伦斯才得以顺利及早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进入了中国（也可以说是重新进入）。而我与赵先生的接触，赵先生对我在劳伦斯研究和翻译上的指点，均缘自他那篇具有历史意义的开拓性论文《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而我却是在旧书堆里淘到的这篇论文。

那是1982年，我刚开始在福建师范大学外文系读英美文学研究生，选定硕士论文方向时我选择了劳伦斯。可劳伦斯在我们国家的教材中还是被当作“颓废作家”一笔带过的，研究他就要冒论文通不过、拿不到学位的危险，而且我听来福建师大外语系出席研究生论文答辩的一位北京大学教授说，北大刚刚有一位研究劳伦斯的硕士生其学位论文被“枪毙”，此人没有拿到学位，仅仅是毕业。虽然他的论文被枪毙并非或并非完全是因为写劳伦斯的缘故，但我在旁边听她讲到这个故事时还是心生焦虑，认定那就是与研究劳伦斯有关。我的导师对我选择劳伦斯根本不感兴趣，但对我的坚持还是宽大为怀，不过仍然在不断地警告我研究劳伦斯的危险性。

我到上海和北京各大图书馆查找有关劳伦斯的研究资料，能找到的均是外国人写的，且大多数都是几十年前的出版物。千辛万苦地寻觅，才在北图的一个分馆（在北新桥）里找到几篇1930年代中国人写的文章，有孙晋三和章益两位教授的论文，还有林语堂和郁达夫的杂文及摘译。在那之后，我猛然发现，中国对劳伦斯的研究是个空白！各种大学学报和当年唯一的研究刊物《外国文学研究》的目录里居然都没有劳伦斯三个字。一种填补空白的壮志与激情教我好一阵躁动！但我马上面临的是一种尴尬——1949年后国内学术界对劳氏没有权威人士的研究成果，而人们人云亦云的那个劳伦斯是个“黄透了的”作家。似乎这样的禁区轮不到我去闯，这样的空白轮不到我这样一个省属师范大学的毛头研究生去填补。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我回到保定的家中度暑假。市中心那条有800年历史的西大街上有一家很小的书店，就一间铺面，但四壁都摆满了书，那是离我家最近的书店，小时候经常去。那间小屋一直像黑夜里的一盏小灯让我心里亮堂，每次去其实不为买什么书，只是一种童年时养成的习惯动作使然。在那个年代那座20多万人的小城市里（现在迅速成长为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了），这家书店、对面的乐器行和隔壁的老药店就构成了我心目中的文化中心，我总爱出没于此，翻翻书，摸摸乐器，看一排排的中药匣子辨认上面的药名。

可那次逛书店则有意外的收获，我在墙犄角的旧书堆里看到了一本过期《世界文学》，标价四角。漫不经心地翻开浏览一下目录再决定买不买，这时忽地眼前一亮——目录上竟标出劳伦斯作品的译文和赵少伟先生所著《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世界文学》本是一本译文刊物，这次破例刊登了这篇长篇论文。我当下就在光线昏暗的书店里急迫地读起赵先生的文章，读的心里一片金光，感觉如同久旱逢甘霖。《世界文学》1981年第2期（总第155期），花四角钱买下它，似乎标志着我的劳伦斯研究真正开始了。

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说劳伦斯不是黄色作家，而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中国最权威的《世界文学》刊登了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在半个世纪的空白之后重新彻底肯定了劳伦斯及其创作，从而开创了劳伦斯研究和翻译在中国的新局面。

赵文客观地、较全面地评价了劳伦斯的文学创作，为此后大陆学者研究劳伦斯定了基调。可能也正因为它是发表在《世界文学》这样权威的杂志上，为此后的年轻学者进入劳伦斯研究这个无形的禁区发放了通行证。

至少对我来说这篇文章是举足轻重的，我高举着它像高举着一面旗帜，一个劳伦斯研究的护身符，向人们宣布：劳伦斯不是黄色作家，他可以成为研究生的研究对象。回首1980年代初的现象，似乎不可思议，但那是千真万确的。后来的一切就很顺利了。我靠研究劳伦斯取得了硕士学位（应该说是大陆第一个研究劳氏获得学位的人），以后不断发表一些这类专论，翻译出版了劳伦斯长中短篇小说、文论集和劳氏传记。即使我不是专业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但无论从事什么别的职业，我都感到很有精神的底气。劳伦斯文学已化作了我精神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我怎么能不好好珍藏这本《世界文学》？

  那家寒伧的小书店今昔是何年了？还在吗？我童年精神生活中的小油灯，因为习惯而经常闲逛的一个文化景点，竟然成全了我的硕士研究论文的选定，从而保佑我让我找到了半生文学事业的道路，这叫缘分吗？简直是命运使然。

四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保定分馆，在西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