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给某先生的信中我大致讲了这样的意思：

劳伦斯本来在逝世前后的30年代其作品就进入中国，林语堂、郁达夫、赵景深、邵洵美等名家大为赞赏，但对其译介很快就因为连年兵燹战火中断，随后就是从1949年到1980年代中期特殊语境下对劳伦斯作品的严重误解、误导，致使其作品长达30多年得不到翻译介绍，教科书里还一直延续苏联教科书的说法把他归类为颓废的资产阶级作家。而与此同时劳伦斯的国际声望却是与日俱增，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劳伦斯的专著和论文数量在英国作家中仅次于莎士比亚位列第二。等到改革开放我们开始了解到这些时，我们与国际学界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断裂带。因此中国的劳伦斯研究只能是筚路蓝缕，步履维艰地开步并加快步伐追赶，同时还要有中国文化的新视角，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尤其在新世纪，劳伦斯研究已经成为最具挑战性的交叉学科的实验领域，中国的劳伦斯研究者在融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方法的同时，还要在劳伦斯与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方面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是我们有别于而且是能超越西方研究界的立足点，因此中国的劳伦斯学者每开始写一段研究文字，都会深深地感到自身在国际文化语境中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并非是排斥或自我排斥，而是融合与创新的崭新身份的标志。这样情势下对劳伦斯的叙写就需要更为清新的文风，不能完全陷入英美学者层出不穷的理论迷宫中难以自拔,我们吸收最新国际上研究的成果,但不是生硬地翻译些名词后作茧自缚,而是应该有自己的叙写风格和角度,特别是个性,才能深入浅出地向更广大的中国读者传播劳伦斯的文学要义,否则劳伦斯也难逃生硬的新名词的囹圄和雾霾,在中国被这些半生不熟的翻译名词的PM2.5呛死或呛死读者,最终仍然不得其解。因此我们每写一段,每引进一个新的观念,其读解的语言都应该是负载着中国文化的信息在其中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