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悦读MOOK》

黑马（毕冰宾）

   这本杂志书是国内第一本用MOOK命名的，大多数学英文的人都不知道MOOK这个词的意思，这就先声夺人，引领了时尚，把时尚与阅读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封面设计把悦读两个字嵌入两个O中，很形象地象征一双读书的眼睛，给人印象很深。自从看到这本杂志，我写书评时都会不自觉地使用“悦读”二字，比如说某本书是劳伦斯研究的悦读文本，就是说这样的书虽然是研究类专著，但却不属于那种佶屈聱牙、引经据典的学院式文风，而是有美文韵致的文学研究文本。早年读杨绛的文学论集《春泥集》就感到那是将学问写成美文的文本，一直推崇备至，我相信或许这也是这本杂志对作者写作风格的要求吧。

因为我没有每年必须写多少学术文章评职称晋升的压力，所以我自然原意把我的劳伦斯研究与散文写作结合起来，以学术随笔的风格叙写劳伦斯的生平和文学历程，尽量少地直接引用名家观点，而是尽量把各家流派的研究成果化作自己的语言间接叙述出来。可能这种风格比较符合这本杂志的定位，我的写作得到了主编 褚钰泉先生的支持和扶掖，在杂志上陆续发了好几篇，自以为是悦读文本同时自己写得也很恣肆。褚先生办《文汇读书周报》时我正值而立前后，成为该报的作者，写过不少短篇幅的名人专访和书评，他办这个大杂志时恰恰是我在叙写劳伦斯的过程中开始写长文的中年时期，就自然又继续成了杂志的作者，两个阶段接续得天衣无缝，确实是缘分。这些长文成了我即将出版的《劳伦斯叙论集》中的重要篇目，整部集子里的文章大多是按照这种“悦读”的标准来写的，深入浅出，既给专业人士提供重要的研究参考，也希望能给更多的文学青年和读者提供某种认识劳伦斯的新鲜视角，这是我给自己传播劳伦斯的定位。

劳伦斯本来在逝世前后的30年代其作品就进入中国，林语堂、郁达夫、赵景深、邵洵美等名家大为赞赏，但对其译介很快就因为连年兵燹战火中断，随后就是从1949年到1980年代中期特殊语境下对劳伦斯作品的严重误解、误导，致使其作品长达30多年得不到翻译介绍，教科书里还一直延续苏联教科书的说法把他归类为颓废的资产阶级作家。而与此同时劳伦斯的国际声望却是与日俱增，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劳伦斯的专著和论文数量在英国作家中仅次于莎士比亚位列第二。等到改革开放我们开始了解到这些时，我们与国际学界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断裂带。因此中国的劳伦斯研究只能是筚路蓝缕，步履维艰地开步并加快步伐追赶，同时还要有中国文化的新视角，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尤其在新的世纪，劳伦斯研究已经成为最具挑战性的交叉学科的实验领域，中国的劳伦斯研究者在融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方法的同时，还要在劳伦斯与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方面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是我们有别于而且是能超越西方研究界的立足点，因此中国的劳伦斯学者每开始写一段研究文字，都会深深地感到自身在国际文化语境中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并非是排斥或自我排斥，而是融合与创新的崭新身份的标志。这样情势下对劳伦斯的叙写就需要更为清新的文风，不能完全陷入英美学者层出不穷的理论迷宫中难以自拔,我们吸收最新国际上研究的成果,但不是生硬地翻译些名词后作茧自缚,而是应该有自己的叙写风格和角度,特别是个性,才能深入浅出地向更广大的中国读者传播劳伦斯的文学要义,否则劳伦斯也难逃生硬的新名词的囹圄和雾霾,在中国被这些半生不熟的翻译名词的PM2.5呛死或呛死读者,最终仍然不得其解。因此我们每写一段,每引进一个新的观念,其读解的语言都应该是负载着中国文化的信息在其中才好。我想我发在这本杂志上的一些劳伦斯叙写文字就体现了自己的这种追求，尽管仍在蹒跚学步中。

褚先生还很注意关注我们这些作者的博客，居然偶然发现我为著名作家萧也牧的悲惨遭遇唏嘘感叹的一小篇博文，就启发我好好利用自己在中青出版社曾经供职时的所见所闻，写一写这位文学前辈。于是我这个所谓的劳伦斯专业学者竟然一连数日埋头于萧也牧的生平历史中，写出了一篇长文，释放了心中长期的块垒。这种跨界写作是我一个意外的收获。后来我也注意到该杂志的作者中不少人都在进行跨界写作，这样的写作可能因为是“杂交”，读起来更有趣味，也算是悦读吧。

希望这本杂志越办越好，兼容并蓄，吸引更多领域的人进来进行跨界写作，以悦读心情写出悦读的文章来，尤其在我们这个缺乏真正独立的文化和文学批评，很多书评都沦为为出版利益所绑架的可耻的吹捧奉承的时代，我们需要用有趣、俏皮、机智的写作对时下文化和文学现象进行理性的讽刺和鞭挞，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批评精神，而这样的文字也才称得上“悦读”。

(今天杂志座谈会上的一个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