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大部分几年前曾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这次要汇入书里,就又修改增删了一番,基本可以号称简论了，先贴这里。说起来我是靠研究劳伦斯随笔混得硕士学位的，中间跟风去翻译小说，因为80年代中期翻译小说泛滥，我又转身去翻译没人理会的散文随笔，结果竟然抢了先，造化使然也。因此好好梳理一下劳伦斯散文就责无旁贷了。

以小说家和诗人著称的劳伦斯亦善丹青，从事文学批评，操觚散文杂文，半生浪迹天涯，一路挥洒丹青奇文。因此其散文随笔内容涉猎甚广，书人书事、饮食男女、鸟兽花虫、风光民俗，无所不包，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文字谈画，既谈他个人的作画经历和心得，也褒贬国内外的专业画家。看似闲笔的“小品文”在于劳伦斯实则是一个文艺通才之文艺理念和情感思绪的结晶。如果说小说和诗歌还受制于题材和体裁的局限难以令作家直抒胸臆，在散文中劳伦斯则可以袒露襟怀，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忧，时怨，时而汪洋恣肆。劳伦斯的散文随笔写作构成了劳伦斯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甚至是我们考察劳伦斯世界观的一个更为直观的心智剖面。

   劳伦斯的散文随笔写作是从他1912年与弗里达私奔到德国后和到意大利定居阶段开始的。离开英国时他身上只有十二英镑，可说是赤贫。而写些德国和意大利旅行散记在英国报刊上发表能给他带来一些“快钱”补贴家用，尽管写这些作品并非仅仅是为挣稿费。其中的意大利游记后来重新整理出版，书名是《意大利的薄暮》，是品位很高的游记散文。因为他们当初捉襟见肘，是从奥地利步行翻越雪山一路跋涉到加尔达湖畔的，有时遇上大雨他们只能住在柴草棚里，可以说这样的游记是在爱情中孕育，是苦中作乐，用脚走出来的。 

   1914年夏天，劳伦斯从意大利回到伦敦与弗里达成婚。此行的另一目的是与出版社接洽他自以为是创作上颇具突破创新的长篇小说《婚戒》（后改写为《虹》和《恋爱中的女人》出版，果真是劳伦斯最具艺术水准的名著）。这时的劳伦斯刚刚因为新作《儿子与情人》的出版享誉文坛，正踌躇满志甚至是志得意满，前途一片灿烂。有出版社慕名约稿，请劳伦斯加盟一套名家作品鉴赏书系，写一本关于哈代的小书，书系的特点是当代青年名家论当代老名家。这种小小的约稿对一个声誉正隆的作家和诗人来说易如反掌，劳伦斯欣然接受，开始系统阅读哈代的作品，准备一挥而就交稿了事。

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节约纸张大战期间出版社半年内不再出版新书，将年轻作家的书都做退稿处理。而出版社正对《虹》不满，就借机“名正言顺”退了他的小说。劳伦斯无法得到预期的版税，立时陷入贫困境地，靠朋友捐助维持生活。对这次物质主义加帝国主义的战争，劳伦斯和许多文学艺术家一样持反对态度。但他此时却因身无分文及意大利可能卷入战争而无法离开英国回意大利，只能困居英伦。战争及由于战争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和个人际遇，令他正在写作的《哈代论》“一怒之下”脱离了哈代研究主题，写成了一部“大随笔”，成了一部他自称的“我心灵的告白”甚至是“我心灵的故事”，几乎“除了哈代”，无所不论：哲学，社会，政治，宗教，艺术等，洋洋洒洒地展开去，一发而不可收，可说是一部“文不对题”的奇书。这样的文艺随笔为他以后犀利恣肆、谈天说地的随笔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它为劳伦斯写作其史诗般的小说《虹》找到了哲学根据，他的创作肯定与《哈代论》有强烈的“互文”互动，其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在这部长篇文艺随笔里，劳伦斯有两大发现或曰心得。其一是文学创作中作家的观念与创作之间的矛盾问题：一部小说必须有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框架，没有哲学理念的作品不成其为大作品；但如何让这个理念的框架服务于和服从于连作家本人都难以理喻的无意识艺术目的而不是相反，最终决定了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他看来，哈代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每当理念大于小说时，都失败了。劳伦斯的这个理论与后来大家熟知的马列主义文艺观里“作家世界观与创作之间的矛盾”及弗洛伊德主义里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理论是不谋而合的。其二是艺术家自身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冲突问题：劳伦斯认为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经历着内里两性的冲突，其“男性”代表着理性、意识，决定着作品的形而上的理念形成，而其“女性”则代表着无意识的生命冲动，决定着作品的艺术流向。只有这种两性的冲突和互动才能催生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只有当这两性的冲突和斗争达到某种和谐状态时，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劳伦斯的这个理念与后现代理论对于“性别学”（gender study）的痴迷关注是一致的。考虑到劳伦斯在1914年就对此有了如此的真知灼见，即使这本书拖延到身后的1936年才发表，在时间上都可以说劳伦斯在这一点上是开了“后学”之先河的。

   但这毕竟是以哈代研究为目的而开始的著作，书中还是有相当篇幅专论哈代的小说创作及理念，显示出劳伦斯是哈代最好的知音和继承者。这些洞见如此鞭辟入里，以至于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颇有见地地指出，劳伦斯甚至在自己的哈代研究中按照自己的体会挖掘出了更深层次的哈代性，看似是哈代在“模仿”劳伦斯。还有论断说，如果哈代晚生一代，很有可能就是另一个劳伦斯。[1]这本书中涉及哈代创作的一些章节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完全可以是优美的书评和散文，其中论及哈代与自然的关系的段落富有强烈的诗歌节奏，应该说是最美的书评了。

与此同时劳伦斯积极地投入当时的反战活动，倡导社会革命，在结识罗素后两人有一段成了莫逆之交，甚至准备共同在伦敦开办讲座。在这段时间里劳伦斯写下了一系列的社会随笔，其中以《皇冠》为代表作。但很快他和罗素就从意气相投到互不相容，关系破裂，共同的讲座流产，不仅分道扬镳，日后还成了敌人，特别是罗素对劳伦斯恨之入骨。日后劳伦斯还断断续续写过诸如此类的随笔。这些随笔因其强烈的政治性和哲学性而难以纳入其文艺性散文随笔加以考量，实质上与其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如这个时期创作的长篇巨制《恋爱中的女人》里主要人物伯金的一些言论干脆就直接来自《皇冠》中的文章，这至少说明伯金的思想体系的来源，虽然不能说明这些随笔对小说写作有决定性影响。现在这些随笔一般是被纳入劳伦斯的社会思想范畴内加以研究的。一个青年作家的社会政论，处处闪烁灵光，珠玑四溅，难能可贵，并非每个大作家都能有如此之高的哲理写作起点和理性思维的高度。但作为思想的整体来看，应该说是不成体系的，对它的欣赏还是重在其璀璨的思想火花和行云流水的文笔，还是其文学价值。因此有些篇章如《鸟语啁啾》和《爱》作为文学散文经常收入劳伦斯的散文集中。

    他第二部天马行空的文艺随笔是《美国经典文学研究》。最早写于1917年蛰居康沃尔期间，随写随在杂志上发表，到美国后经过反复改写，于1923年在美国出版单行本。这组耗时五年的随笔力透纸背，为劳伦斯一段特殊悲惨的人生体验所浸润。一个小说家和诗人何以花费如此漫长的时光写作小品文，其写作背景不可不交代。

在1915年前这位以长篇小说和诗歌风靡英国文坛的青年作家和诗人，此时陷入了生活与创作的深渊而难以自拔。这是劳伦斯人生中最黑暗和尴尬的一章，有人称之为劳伦斯的“噩梦时期”，但又岂是噩梦二字能了得？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风起云涌之时，劳伦斯史诗般的小说《虹》因有反战倾向而惨遭禁毁，罪名却是有伤风化，“黄过左拉”。劳伦斯在英国名声扫地。此时的他从《儿子与情人》声誉的顶峰遽然跌入事业与生活的谷底。作品难以在英国出版，贫病交加，几乎全靠朋友捐助过活。伦敦之大，居之不易，只好选择生活费用低廉的西南一隅康沃尔海边蛰居。

官方和右翼文化势力的打压和扼杀以及与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剑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子的决裂使劳伦斯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劳伦斯唯一的救命草就是美国。从他的长篇处女作《白孔雀》开始，美国的出版社就一直很关注他，为他的作品出版美国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美国的杂志还约他的稿子。他成了一个从未去过美国的名副其实的美国作家。不难想象，当他在英国几乎陷入了天不应、地不灵的绝境中时，这片同文同种的“新大陆”对他伸出的哪怕一只再细弱的手都象苍天开眼。美国这个“新世界”在劳伦斯心目中简直就是天赐的迦南福地，他不断地对友人重复那里有“希望”和“未来”，他准备战后一俟得到护照并获得允许离境就首先去美国。这个契机促使他重温少年时代就喜爱的美国文学作品，并扩大了阅读范围，边读边写读书随笔，这同时也是为自己移居美国后做一系列的文学讲演做准备。事实证明，劳伦斯此举不仅在当年傲视一切的大英帝国是首创，他甚至比美国本土的批评家更早地将麦尔维尔等一批美国早期作家归纳为“经典”，其视角之独特，笔锋之犀利，更无前例。就是这种无奈中的阅读让劳伦斯写出了一部不朽的文学批评集，一枝独秀于文学批评史。可见一部杰出的作品并非出自杰出的动机，而是缘于际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尤其是对当年几乎弹尽粮绝为英人所不齿的异类作家劳伦斯来说更是如此，他是背水一战，绝处逢生。

在《英国评论》上发表的个把篇什并未引起英国文学界的瞩目，作为一个名誉扫地的作家，他的随笔也没有获得出版界的青睐在英国出版。劳伦斯则报复性地决定今后他的书都首先在美国出，只让英国喝第二锅汤，英国人不配当他的第一读者。当劳伦斯获得了去美国的机会后，他决定乘船南下绕道太平洋赴美。于是这本书不断的修改和重写过程揉进了劳伦斯周游世界的感受（如塔西提岛和南太平洋的经历为他评论达纳和麦尔维尔的海洋作品提供了难得的感性认识）。而到达美国后他又有了较长的时间修改甚至重写，对美国实地的感受自然发散在字里行间。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书中对美国和美国人性格的评论和讥讽。一部被称作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就这样由一个身单力薄的英国落魄作家写成了。它比《哈代论》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又有了重大飞跃，加之在美国文学研究上的开拓性，使这部著作一版再版，《地之灵》和论霍桑、麦尔维尔、惠特曼的如同散文诗般的篇章经常被收入劳伦斯的散文随笔集中，其本身也成了散文经典。

同样，劳伦斯的另外两本小书《精神分析与无意识》和《无意识断想》亦是滔滔不绝、文采斐然的论人性和文学的精致作品，但因为其过于专业的书名和论题而影响了其传播。其实其中一些片断也很适合收入劳伦斯散文集中，值得发掘。这两本书的完成与《美国经典文学研究》的修改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写作风格上亦有同工之妙。

而整个1920年代劳伦斯的散文创作几乎是与其小说创作平分秋色，甚至风头更健，如果不是因为最后写出了《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压卷大作的话。初期他创作了文笔精美的《大海与撒丁岛》；中期《墨西哥的清晨》等墨西哥和新墨西哥随笔成了英国作家探索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作品，无人出其左右；晚期的《伊特鲁里亚各地》更是无人比肩的大气磅礴、情理并重的大散文；而临终前完成的《启示录》则是与其诗作《灵舟》一样闪烁着天国温暖夕阳的绝唱。这些作品篇幅都不长，但浓缩了劳伦斯的思想精华，叙述语言堪称凝练华美，感情丰沛，如诗如歌，无论是作为单行本还是节选入散文集，都是散文作品中的上乘佳作。

    劳伦斯的其他散文随笔则散见于各个时期，但从时间上看集中在1925年前后和他生命的最后两年（1928-1929年）。1925年劳伦斯在终于查出了致命的三期结核病后结束了他的美洲羁旅，彻底返回欧洲，中间两度拖着羸弱的病体回英国探视亲人并与故乡小镇诀别。看到英国中部地区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看到生命在英国的萎缩与凋残，他把返乡感触都写进了《还乡》、《我算哪个阶级》、《说出人头地》等散文中，可说是大爱大恨之作，更是他回眸以往经历的生命真言，可谓字字啼血，心泪如注。《为文明所奴役》等随笔在讽喻鞭挞的芒刺之下，袒露一颗拳拳爱心，爱英国，爱同胞，其爱之深，其言也苛，如荆棘中盛开的玫瑰一样可宝贵。

待他再一次回到他生命所系的意大利，在那里，阴郁的故乡与明丽的意大利两相比较，他写下了《花季托斯卡纳》和《夜莺》等散文，秉承了其诗集《鸟·兽·花》的抒情写意风格并将这种风格推到极致，移情共鸣，出神入化，发鸟之鸣啭、绽花之奇艳。此等散文，倜傥不羁，刚柔并济，如泼墨，似写意，一派东方气韵跃然纸上。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的阴郁与意大利的明丽两相冲撞，让他潜隐心灵深处多年的小说主题终于得到戏剧化，得以附丽于麦勒斯和康妮两个生命的阴阳交流之上。这就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他要藉此张扬“生命”。其实劳伦斯1912年与弗里达私奔到嘎达湖畔时就已经通过直觉触及到了生命最终结束之时那部惊世骇俗的小说的主题了，其理念在游记《意大利的薄暮》中已经初露端倪，他要做的只是等待和寻觅，寻觅将这理念附丽其上的人物和故事，从而将这理念戏剧化。这一等就是14年，等到医生宣判了他的死刑。他的等待和寻觅，其感受更为直白地表现在了他的散文作品里，可以说是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相生相伴，写在一部文学巨制的边上，与其交相辉映。

写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边上与之相生相伴的还有一组放谈男女性爱的散文如《性感》、《女丈夫与雌男儿》、《女人会改变吗？》、《妇道模式》、《唇齿相依论男女》等。尤其在《唇齿相依论男女》中，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劳伦斯集一生的阅历和沧桑悠然地论爱论性论性爱之美，一改其往日的冷峻刚愎，笔调变得温婉亲切，表现出的是“爱的牧师”风范。

《作画》、《墙上的画》和《色情与 淫秽》则是劳伦斯以丹青大师的气度坐而论道，对自己多年来体验生命和艺术关系的高屋建瓴之总结，而其文采之斐然，又非单纯的画家所能及，因此并世无俦。这些画论亦与劳伦斯生命最后几年中的激情作画经历相生相伴，是写在他的绘画边上的心底波澜之记录。那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备受攻讦、横遭厄运的那一年，劳伦斯不畏强权，委托友人为之筹备在伦敦举办画展，展出自己的25幅油画和水彩画并出版其绘画集。这些画是劳伦斯近3年来身染沉疴坚持笔耕之余的呕心沥血之作。这些绘画一经展出，便颇受观众和收藏家青睐。短短20天中，观众流量达12,000人次，其中几幅画立地成交售出。那些天中，华伦美术馆门前书有劳伦斯名字的鲜艳旗帜迎风招展，观众络绎不绝，称得上1929年夏天伦敦城里蔚为壮观的一景。

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后遭到查禁，劳伦斯的画展也惨遭查抄之后，劳伦斯以羸弱的病体写下了泣血文字《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辩》，这是他生命脉搏最后顽强跳动的记录。写下这些文字，他又完成了最后一册生命的《启示录》和《最后的诗》，终于撒手人寰，致死也不回那个他爱得心痛又恨之入骨的英国，连骨灰都留在了异乡。一条孱弱的生命发动了最大的马力跑完了44年的旅程，留下了最为独特的文学痕迹。

劳伦斯的散文随笔出了中文版后一直受到出版界和读者的青睐，在过去近二十年中不断再版，不断出新的选本，其在中国受到的这种普遍礼遇大大超出了在英语国家的接受程度。这种青睐在英国的劳伦斯学者看来反倒是“奇特”的现象。英国的劳伦斯学博士课程和书单里不包括他的散文随笔，我估计是因为他们要集中精力研究他的小说尽快拿到博士学位的原因，或者说是他们侧重大家的大作，而非大家给大家的小品文。他们只是把这类作品看作研究劳伦斯文学的参考，在这方面劳伦斯的非虚构作品远不如劳伦斯的书信重要。我提到劳伦斯散文随笔在中国的畅销和我作为译者的自豪，他们往往报之以困惑不解的表情。

俗话说“橘越淮为枳”。也有人说翻译是锦绣的背面。劳伦斯独特的散文来到五千英里外的今日中国，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语境中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效应；被我们的译者精心迻译伺弄，行间字里，多少会留下译者及其母语文化的熏陶痕迹，因此难免“背面”之嫌。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生根的劳伦斯散文已经不完全是那个岛国氛围中的“橘”了，在中国读者眼里是一朵英伦奇葩，分外妖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