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批评家的劳伦斯

黑马

1988年在桂林漓江出版社组织召开青年翻译家出版会议，各路中青年译者济济一堂。我是以出版社的编辑身份与会的。那时我还没有几篇作品，自惭形秽。会议期间漓江出版社负责外国文学的副总编刘硕良老师问我劳伦斯除了小说和诗歌还有“自白”类的随笔作品否。我说有不少，我正在翻译他论美国作家的批评随笔。刘先生立即说，现在大家都抢出他的小说作品，出得过滥，你先别做他的小说，把他的随笔拿来我看看要不要出。回京后我就寄去了几篇发在山东大学办的《美国文学》杂志上的劳伦斯论美国经典文学的随笔，刘先生看后马上就决定出一本劳伦斯的文艺随笔。于是中国的第一本劳伦斯文艺随笔就在1991年诞生了。

当时正值弱冠，仅仅是暴虎冯河，看到劳伦斯血气方刚的批评文字就引为榜样。现在看来，我翻译的那批美国文学论，正是劳伦斯刚及而立之年的狂洋文字，由与他当年同样年纪的文学青年翻译应该是“绝配”。现在看当年的译文，虽有稚嫩和缺陷，但那样年轻的笔力却是难得宝贵，只有年轻的脉搏才能感应劳伦斯年轻的脉搏，才会有那样中文的遣词造句与之对应。二十年后我用学识和理性纠正当年的稚嫩，但颇为欣赏地保留了很多当年的句子，那是与青春和热情有关的肉身之道。在这一点上，翻译和创作有同工之妙。

以小说和诗歌风靡文坛的劳伦斯居然在而立之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批评写作。只因为他的小说家声誉隆盛，其批评才华被忽视很久，直到大约1960年代后期才逐渐被批评家发掘，承认他在文艺批评上的特殊禀赋，进而有了“批评家劳伦斯”的美誉。而我在1988年翻译其批评随笔时尚无研究，仅仅凭着血液的感知认同其汹涌奔放的风格和沦肌浃髓的狂论。以后的系统研读，才逐步发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脉络。

劳伦斯最早涉猎文艺批评是在1914年，写有一本长篇文艺随笔《哈代论》，拖到身后的1936年才出版。因为特殊遭遇的影响,劳伦斯在写作中离题，把这本书写成了一部他自称的“我心灵的告白”甚至是“我心灵的故事”，几乎“除了哈代”，无所不论：哲学，社会，政治，宗教，艺术等，洋洋洒洒地展开去，一发而不可收，可说是一部“文不对题”的奇书。

在这部长篇文艺随笔里，劳伦斯有两大发现或曰心得。其一是文学创作中作家的观念与创作之间的矛盾问题：一部小说必须有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框架，没有哲学理念的作品不成其为大作品；但如何让这个理念的框架服务于和服从于连作家本人都难以理喻的无意识艺术目的而不是相反，最终决定了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他看来，哈代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每当理念大于小说时，即功亏一篑。劳伦斯的这个理论与后来大家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里“作家世界观与创作之间的矛盾”及弗洛伊德主义里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理论是不谋而合的。其二是艺术家自身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冲突问题：劳伦斯认为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经历着内里两性的冲突，其“男性”代表着理性、意识，决定着作品的形而上的理念形成，而其“女性”则代表着无意识的生命冲动，决定着作品的艺术流向。只有这内在的两性冲突和互动才能催生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只有当这两性的冲突和斗争达到某种和谐状态时，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劳伦斯的这个理念与后现代理论对于“性别学”（gender study）的痴迷关注是一致的。考虑到劳伦斯在1914年就对此有了如此的真知灼见，即使这本书拖延到身后的1936年才发表，在时间上都可以说劳伦斯在这一点上是开了“后学”之先河的。

正因为劳伦斯在29岁上就有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多篇中短篇小说和诗歌、随笔和游记），因此摸索出了自己独到的文学理念并身体力行实践之，他的文学作品才可能成为文学的常青树，无论持任何一种观点阅读劳伦斯，都可以在他身后的这些不同年代里各种文学理论的沉浮中得到崭新的读解效果。足见劳伦斯的多数作品是在这两方面达到了完美结合后的产物，即理念与无意识的艺术目标相一致、自身内里两性的冲突得到平衡和谐。在《哈代论》写作的同时，劳伦斯正在草拟未来的两部长篇巨制《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他的创作肯定与《哈代论》有强烈的“互文”互动。

随后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号称“研究”（studies），实为随笔，且是个性化十足的随笔。此书是劳伦斯耗时四年完成的(1917-1921)，一共12篇随笔，边写边在杂志上发表，1922年全部改写后到1923年才在美国结集出版。这本批评集当年甫一出版就引起英美媒的巨大反响，褒贬不一，但毕竟人们关注劳伦斯的是他的小说，一阵关注热浪过去，不过如风过耳，这本随笔集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小说名家的副产品，虽然经常再版，但并未再受到重视。但随着后人对劳伦斯研究的深入，这本小说家论小说和小说家的随笔集终于引起重视，被誉为“现代文学批评中少有的杰作之一”，它“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亦是对（文学）批评的永久贡献，本身就是一部血运旺盛的文学作品”。其特色是“破坏，涤罪，创造”，是一副“解毒良药”。同时，有人还认为《美国经典文学研究》是“研究美国文化的经典之作”—这后一种论断，我相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将得到更多的认同。

以后陆续发表的欧洲作家论，体现了劳伦斯一贯的天马行空、笔走龙蛇作风，言辞激烈，鞭辟入里，一派“反科学”批评姿态，与佶屈聱牙、高深莫测的学院派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是令世俗的阿谀或棒杀批评无地自容，可说是自成一家的批评文体。

劳伦斯的其他文艺批评随笔从时间上看集中在1925年前后和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即1928-1929年。就在这时，从16岁开始长期困扰折磨他的气管炎和肺炎终于被确诊为肺结核三期，在没有发明出抗生素的年代，这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眼看大限将至，自己还在创作上徘徊，劳伦斯肯定心急如焚。

他不甘心自己长时间内写不出力作。1920年《恋爱中的女人》出版后并未引起轰动；后来的《迷途女》被认为是为钱而写的平平之作；《亚伦之笛》、《袋鼠》和《羽蛇》虽然独具匠心，但一时难为圈内人士认可，评论寥寥，且抨击者为多；《林中青年》是与别人的合作，乏善可陈。而他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和游记等并非他的最根本关切。他的写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作，才是他的生命支柱，这来源于他对长篇小说的本能认知。查出肺结核三期后，他在给澳大利亚女作家莫莉·斯金纳的信中说：

   “我还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可以与你所创造和记录下的人物及经验生死交关，它本身就是生命，远胜过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俗物……”

他就要写出他最终也是不朽的长篇小说《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在1925年劳伦斯查出了致命的三期结核病后结束了美洲羁旅、彻底返回欧洲时，在新一轮小说创作的冲刺之前，他又像当年写作《虹》之前冥思苦索进行理论探究时写下了《哈代论》那样，一口气推出了五篇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屋建瓴之论，这一组高蹈之作可谓“大话”小说理论。《小说之未来》、《关于小说》、《道德与小说》、《小说何以重要》和《小说与感情》，现在看来应该说已经是劳氏的小说经典之论了，任何写小说和研读小说的现代人读了都会多少受到震撼。要知道，这是一个在小说创作上历经磨难和辉煌并且即将登上顶峰的一个小说家的真实道白，是经验之谈，是诛心之论，更是登上顶峰前的宣言和战书。

这段时间里，他两度拖着羸弱的病体回故乡探视亲人并与故乡小镇诀别。看到英国中部地区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看到生命在英国的萎缩与凋残，待他再一次回到他生命所系的意大利，在那里，阴郁的故乡与明丽的意大利两相比较，让他潜隐心灵深处多年的小说主题终于得到戏剧化，终于附丽于麦勒斯和康妮两个生命的阴阳交流之上。这就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他明白了他的小说探索到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了，他要藉此张扬“生命”。那五篇小说理论文章里字里行间无不写着生命二字。一个小说家的成功，如劳伦斯在《哈代论》里所声称的，就是取决于作家形而上的哲学理念与无意识的生命冲动的完美结合。劳伦斯的理念终于在故乡的生活热土中获得了血肉的回应和支撑，他的主题精神和戏剧化的肌理有了一个完美的载体，这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的第一次理论探索与故乡生活的结合造就了《虹》与《恋爱中的女人》，第二次探索则造就了《查泰莱》。这些理论探索与作品交相辉映，珠联璧合。名著就是这样孕育和锻炼出来的。

《作画》、《直觉与绘画》和《色情与淫秽》等则是劳伦斯以丹青大师的气度坐而论道，全然是他对自己多年来体验生命和艺术关系的心得总结，而其文采之斐然，又非单纯的画家所能及，因此并世无俦。这些画论亦与劳伦斯生命最后几年中的激情作画经历相生相伴，是写在他的绘画边上的心底波澜之记录。那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备受攻讦、横遭厄运的那一年，劳伦斯不畏强权，委托友人为之筹备在伦敦举办画展，展出自己的25幅油画和水彩画并出版其绘画集。这些画是劳伦斯近3年来身染沉疴坚持笔耕之余的呕心沥血之作。他感到绘画的冲动时有超过写作的冲动，最初曾有两周内作画3幅的记录。他甚至真地认为自己与生俱来的绘画激情开始寻到了爆发的契机，对友人自鸣得意地表示“我要转而当画家了”。

事实上，他一直忙于在国外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并设法将书运入英国国内，为此而心力交瘁，同时还在拖着病体坚持创作诗歌和文艺随笔，作画仍属业余。但自幼开始的绘画训练，经过多年的实践（如亲手为自己的书设计封面），此时画技已至深湛，渐入佳境，虽未刻意求工，却于大自在中浑然天成，他幽默地用意大利语自称“Molto moderno(十分现代)！”

 这些绘画一经展出，便颇受观众和收藏家青睐。短短20天中，观众流量达12,000人次，其中几幅画立地成交售出。那些天中，华伦美术馆门前书有劳伦斯名字的鲜艳旗帜迎风招展，观众络绎不绝，称得上1929年夏天伦敦城里蔚为壮观的一景。

劳伦斯之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积一生绘画训练和体会而爆发艺术“井喷”，更重要的一个原因，窃以为，是他历尽磨难，参透红尘，将人生与艺术互为观照，将生命提高到艺术的高度，以文学与绘画两种形式表现生命活力的艺术美，在艺术的生命这一强烈磁场里艺术与生命水乳交融。这是参悟劳伦斯文学与绘画的重要线索。劳伦斯早期的创作中这种追求便有所萌芽，在他的《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等作品中，不难发现他塑造的画家形象和对拉菲尔前派、文艺复兴艺术和未来派绘画的评述，甚至对中国水墨画的偏爱。这些见仁见智的一家之言绝非人云亦云，而是颇具个性的真知灼见。待到其生命后期，艺术观念上的顿悟飞跃与艺术手法的炉火纯青相得益彰，作品着意营造出形而上的生命艺术氛围，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体现在视觉艺术上，其绘画作品似更为直观。可以说劳伦斯的文学与绘画这两种天赋和资质在他自身相互渗透、相互补充，造就的不仅是一个作家和画家，而是一个非凡的文艺通才。

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后遭到查禁，劳伦斯的画展也惨遭查抄之后，劳伦斯以羸弱的病体写下了泣血文字《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辩》，这是他生命脉搏最后顽强跳动的记录。写下这些文字，他又完成了最后一册生命的《启示录》和《最后的诗》，终于撒手人寰，致死也不回那个他爱得心痛又恨之入骨的英国，连骨灰都留在了异乡。一条孱弱的生命发动了最大的马力跑完了44年的旅程，留下了最为独特的文学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