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在《语文学习》2012年第一期上。

《鸟语啁啾》是劳伦斯少有的纯抒情散文，很符合中国人心目中的“散文”概念。但即使是这篇东方气韵充盈之作，也还是有一个远非空灵的现实背景，即所谓“事出有因”。写作时间是1917年1月，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情犹酣，死伤惨烈，是近代欧洲史上空前的噩梦时期。劳伦斯是“良心反战者”，从一开始就对这次帝国主义战争表示谴责，其长篇小说《虹》因有对大英帝国的战争行为的批评，而被治以“淫秽”罪遭禁。他的其他作品也就难以在英国出版，一时间他的生活落入泥淖，基本靠朋友救济度日。他想离开英国，但当局禁止他出国，伦敦又居之不易，于是他迁居到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康沃尔荒地村舍居住，自己种菜，生活可谓捉襟见肘。而1916-1917年间英国遭遇19世纪以来最寒冷的严冬，劳伦斯亲眼目睹荒地上铺了一层冻死的鸟尸，被食肉动物撕烂，叼去肉，只剩下羽毛外壳。但不久天气转暖，大地回春，在遍地鸟尸尚存时，暖风中居然响起了幸存鸟儿们的鸣啭，从弱到强，预示新的春天开始了。这样一幕严酷与温馨的情景对比令劳伦斯大为感慨，触景生情，不禁欣然命笔，写下这篇抒情散文。我想，劳伦斯或许也是借此文表达盼望大战尽快结束的心情，期盼人们迎来真正的生活的春天。但在那个时候，任何作品都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到大战，所以他只能用象征笔法道出自己的渴望。或许也正是因为当时的禁忌，本来他可以写一篇直指战争残酷的檄文，却不得已写成了一篇歌颂自然生命的象征性抒情美文。但因为这篇文字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所以每每读起，仍然感到不是一篇纯粹的啁啾鸟语，作者的潜台词几乎在字里行间跳跃，鸟语中分明伴有其他声音，复调就不可避免。即使不了解背景，读者也不会仅仅把它当成一首纯粹的自然之歌欣赏。估计收入教材时作了很多删减，就是出自这个原因，导致有些段落读起来令人感到突兀、隔膜。这种所谓的弦外之音就是作品出炉的背景声与劳伦斯当时的心声。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乍暖还寒的冰冷土地上鸟尸横陈，那应该就是劳伦斯眼中幻化出的第一次大战欧洲战地上惨死的军人的尸体。但是，劳伦斯在幸存的鸟儿们发出的啁啾声中得到某种神谕：惨烈的战争终将结束，因为像这些无助的小鸟儿们一样，普通的人们只要看到一丝希望的蜃景，都会情不自禁发出心底里盼望和平的歌声，他们甚至可以面对着寒冷和散落着的死尸发出喑哑的心声，来不及哀悼，顾不上物伤其类。劳伦斯几乎是发狂般地写道：

“当大地被寒冬窒息扼杀过后，地心深处的泉水一直在静静等待着。它们只是在等待那旧秩序的重荷让位、融化，随后一个清澈的王国重现。就在无情的寒冬毁灭性的狂浪之下，潜伏着令所有鲜花盛开的琼浆。那黑暗的潮水总有一天要退去。于是，忽然间，会在潮尾凯旋般地摇曳起几朵藏红花。它让我们明白，天地变了，变出了一个新天地，响起了新的声音，万岁！万岁！”

写着鸟儿，劳伦斯的笔触开始自然地转向“我们”，那就是忍受着战争折磨的人们：

“我们知道曾有过冬天，漫长而恐怖的冬天；我们知道大地曾被窒息残害，知道生命之躯曾被撕碎散落田野。可这种回顾又说明什么呢？它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跟我们无关。我们现在是，似乎一直是这种纯粹创造中迅速涌动的美丽的清流。所有的残害和撕裂，对！它曾降落在我们头上，包围了我们。它就像一场风暴，一场大雾从天而降，它缠绕着我们，就像蝙蝠飞进头发中那样令我们发疯。可它从来不是我们真正最内在的自我。我们内心深处一直远离它，我们一直是这清澈的泉水，先是沉静着，随后上涨，现在汩汩流泻而出。”

随之，劳伦斯感慨生与死不能相容，甚至鸟儿都没有“物伤其类”，“清澈的歌声绝不会响彻死的王国”：

“画眉身上的银斑闪着可爱的光亮，就在黑刺李丛中唱出它的第一首歌。如何拿它与树丛外那血腥一片、碎羽一片的惨景相联系？那是它的同类，但没有联系，它们绝然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是生，另一个是死。”

在此，劳伦斯借用《圣经》的《马太福音》，道出了他的心声：“死人必须去埋葬死人”！这个“死人”并非仅仅是战死的人，还暗指那些战争狂，那些人虽在但心灵已死的战争鼓吹者和从战争中渔利的既得利益者。而活着的人——我们呢？

“在我们心底，泉水在翻腾，要把我们抛出去。谁能阻断这推动我们的冲力？它来自未知，冲到我们身上，使我们乘上了天国吹来的清新柔风，像鸟儿那样在浑沌中优雅地款步从死转向生。”

这最后一句并非海德格尔所谓“向死而生”哲学命题的阐释，更不能翻译成“向死而生”。from death to life指的是在死亡的废墟上获得精神与肉体的复活，与海德格尔的being-towards-death哲学概念完全不同。它表达的仅仅是战争受难者心底里不死的期盼，期盼和平，期盼正义，期盼人类生活的春天，期盼人之灭亡的心灵复活，因为精神生命的泉水一直在无声处沸腾，酝酿着寒凝大地后的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