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作家文摘》时发现我们那本著名的《译书记》里有文章被摘选，是朱曾汶前辈的那篇《苦译六十年稿费知多少》。这比较出乎意料。本以为《作家文摘》这样的文学报纸摘录的应该是有关翻译文学方面的倜傥之论，但人家转载的偏偏是与翻译关系最实际的文学翻译低稿酬问题的文章。说实在的,这书出来时，这篇文章我没看，因为这已经是“公案”，似乎都是共识了，物价再涨，什么cpi再连创新高，文学翻译似乎依旧是穷贵族，琼楼玉宇，还是有很多热爱文学的人不计稿酬高低在为自己的理想国焚膏继晷，如我等，都是业余而为，抱“不指这个吃饭”的姿态。

   看到转载，我看了一遍，才发现朱老师竟然和钱春绮先生一样是职业翻译家，他自称所谓职业就是无业人员。因此稿费对他来说就是全部收入，以其“净身”的标准测试翻译稿费的高低应该是最准确。结果是新时期他记了帐，25年翻译了20来本社科著作，平均每年稿费1万元，月收入800多，刚好够支付家中保姆的工资。他能坚持，是老伴工资不错，是播音艺术家。却原来朱老师的靠山是老伴的较高的收入。这老伴绝对是理解朱老师的爱好，否则他真坚持不下去了。

   朱先生翻译的社科著作再版率很低，所以他干脆不准备吃再版饭，就按照目前的最高稿酬80元/千字的标准“卖断”。仅仅最高80元而已，每月800元全转手给了保姆，算是为家里做了唯一的贡献。热爱真的是不能当饭吃，但却支撑着他的精神生活，80多岁了精神很好，老伴不埋怨，这样的组合难道不是很好？以他的性情你逼他坐班干自己不喜欢的事，说不定早就精神崩溃了呢。翻译是他的生活方式，可佩。归根结底我们追求的都是一种活着的方式而已，这是终极目标。

   回过头来我不得不清算一下自己，我翻译的这些劳伦斯作品，从1989年到现在23年时间,如果没有频繁的再版和中英文双语版及各种选本，即使算上我写的书和零星的报刊文章，我连一年一万元都达不到。这四百万字，即使算上这些年重新修订一遍再版一次，也就八百万字的出版量，按照目前的稿酬标准60-70/千字，与2000年前经常是30-40元/千字的标准一平均,再减去税，平均到每年几乎聊胜于无。我要感谢劳伦斯的崇高声誉，我能犊以珠贵，总在再版，感谢“知识产权”这一现代文明的法则，可以从不同的选本和版本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才得以维持每年有2-3本新出版物的记录，也才能做到“不计报酬”，只图开心，也算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方式。因为有了知识产权保护下的再版机制，我写的9本书就变成了15本，我翻译的8本经再版、台湾版、出选本和双语版及遭盗版侵权等就变成了近50多本,这样会给我较多的信心。

   如果不是看到这篇转载，这本书里最down-to-earth的一篇文章我就错过了，因为我只顾看那些high-flying的文字，很少想到要fly high,首先要down-to-earth。这或许就是劳伦斯的打油诗所说：“文化的根是深深/扎在金钱的粪堆里。”铜臭还是重要的，只要取之有道。所以我能给劳伦斯故居捐一笔小小的铜臭，是我一本无须修订就再版的稿费。我们农民的话说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