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已经收入<大学生GE阅读7>,传媒大学版  

 寒窗映雪读《雪泥》

             -----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

春雪绵柔丝滑，一扫帚下去，洁白的雪泥下土地已经很滋润，开始散发出凉丝丝的泥土味来。雪被下迎春的枝藤上花芽饱胀，点点紫红，有的苞芽顶端已经龇开一线白。春天的脉搏在悄然跳动。在这样润泽的天气展读《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文学巨匠巴金的作品曾以野火一样的热情、春雷一样的力量激励了他同时代的年轻人，又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春雨般沾溉以后几代人，更以其崇高的人格力量春风一般温暖着无数读者。他像常青藤一样活在读者心中，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独特的，在“1949后”的语境下更是独一无二的。吾生也晚，待巴金作品解禁的1970年代末才有幸读到并看到根据《家》改编的电影，可作为一个浅薄的少年，我和伙伴们更津津乐道的是电影里黄宗英扮演的梅表姐形象如此令人惊艳。那个电影无疑是优秀的，但它却无形中部分消解了小说的意义。一场文革的浩劫，让巴金的文学精神几乎断代，以至于后来人读巴金、看其作品改编的电影更像是在看浪漫爱情小说。文革和近年的文学娱乐化，估计是要毁了真正的巴金。让巴金精神回归，让巴金真正以巴金的本质走进读者的心田，这似乎成了“捍卫巴金”的艰巨使命。估计我辈很多人是到以后巴金的《随想录》出版时，才似乎开始领略巴金思想的魅力，懂得巴金“存在”的价值：他是一面旗帜，但这面旗帜无可挽回地离去了，从此再也没有旗帜。一个时代随着他的离去而结束了。

封面是黄裳老人的题签。开卷即看到每封信都与巴金手迹对应，巴金遗墨在一张张发黄的信笺上依旧如新，从年轻时代的力透纸背到老年时格子纸上的一丝不苟，仿佛让读者触到了一个真实的人一生的脉搏，散发着一个文学巨匠的气息。这样的书信集不仅像编者所说的那样是“存一份真实”，还留一抹历史的余温和感动。

见到巴金的手迹，一种特殊的思绪就飘回到1983年的夏天，我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劳伦斯的作品准备写论文，资料少得可怜，但却有研究劳伦斯的必读书即A·赫胥黎编的《劳伦斯书信选》。这么一大本绛红封面的书，打开来我惊喜地发现上面盖着“巴金赠书”的印章，感到我是从巴金手里接过这书一样。我就开始浮想联翩：这书首版于1932年，应该大多在西方国家流传，可它是怎么漂洋过海来到战乱频仍的中国的呢？那个年代还有国人有闲心读劳伦斯的英文书信吗？巴金是在旧书店偶然买到的吗？至少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巴金的藏书应该有多么丰富，连这么一本非常边缘的书信集他都收藏过。他把自己的藏书赠给国家图书馆应该是文革后的事了，那么这书在他的书柜里熬过了文革浩劫，估计还要感谢造反派把他的书柜都用封条封起来了，否则也许就被焚了，若流落到废品站这样的英文书估计只能被拿去化纸浆。就是在资料匮乏的年代里，我通过学校的图书馆以馆借的方式把这本书借到福州，如饥似渴地浏览并复印下一些资料，再还回国家图书馆去。赫胥黎寓情于理的序言为我的论文点了题，我的论文就是论证他给劳伦斯下的一个定义：神秘物质主义者（D.H.Lawrence as a Mystical Materialist），并且我在以后这些年里的叙写中一直在坚持这个论点，认为这是对劳伦斯精神及其作品旨趣的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揭示。无法想象，如果当初没有得到巴金给国图的赠书，我的论文就会是另一个题目，研究方向也就大相径庭了。巴金不会想到他捐赠的一批书中的一本多年后为一个人的硕士论文指出了方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坚信，公共图书馆是图书的最终的安身立命处，在那里可以为更广大的人所用，如果可能我们都应该为图书馆捐书，可能你认为对你并非重要的一本书却能开启别人的智慧生活。巴金这本赠书可能一直在国图里躺着蒙灰，但最终等来了最需要它的人。

这两年剑桥出版了劳伦斯书信全集，平装本出来后我也订购了。这煌煌八大册确实让我的书柜蓬荜生辉，但我心中却没了当年千辛万苦借到巴金赠书时的那种激动了。那才叫物以稀为贵，全国公共图书馆里估计当时就那一册。

赫胥黎是劳伦斯的好友和坚定的追随者，在劳伦斯甫一离世就广泛征集劳伦斯书信，两年后出版了那本书信选。它表达了一个朋友和崇拜者的信念。同样，杨苡从豆蔻之年开始以一个热情的读者和崇拜者身份给大作家巴金写信，发泄自己在封建大家族里生活的苦闷，竟然幸运地得到了巴金的指点，巴金以一个普通人的口吻与她通信，从此发展出一段长达一个甲子的深厚的师生友谊，杨苡自己也在巴金帮助下成长为一个知名女作家、翻译家和学者，这应该说是一个文学传奇。杨苡们这样热诚、忠实的作家拥趸现象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渐渐不再。那个时代一个大作家具有空前的号召力，他们是无数读者心中的偶像。而杨苡这样专业的偶像拥趸最终与偶像成了朋友，以自己对偶像的深刻了解写出非同寻常的回忆文字来，是对名作家研究的巨大贡献。

有偶像的人是幸福的，至少你知道什么是你的“role model”，知道你该向哪个高峰仰视并努力攀登。做拥趸，做粉丝是幸福的，但不是盲目的拉拉队，而应该是A·赫胥黎和杨苡们这样的文学知己，是某种“soul mate”，在推崇自己的偶像、做偶像的传教士的同时，他们也达到了自我完善的某个高度。同样，我从杨苡的散文中了解到，巴金年轻的时候曾经给美国著名的女作家爱玛·戈德曼写信，称她为精神母亲。爱玛的作品热情四射，人也美丽，惊世骇俗的行为也曾风靡一时，巴金视其为精神母亲并热情地写信求教，那是再自然不过的文学青年的行为了。连巴金这样的高山都有过偶像，而且是爱玛。

原本以为巴金的信仅仅是对一个求教者的指导和关心，有些话可能更具有私人性质，可能因具体情境而定不具备广泛的阅读意义。但我发现巴金一家和杨苡一家成为朋友后，特别是文革以后的那些信件，就不仅是私人之间的谈话，而是巴金在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甚至是愤懑，是真情的流露，有些话甚至在巴金的正式出版物里都难以发现。这样的私人信件就真正有了记录巴金思绪的意义。如第64封信，写于1988年11月，巴金看得出是针对那年的全国文代会愤然而写：我讲了几句，都给删掉了。我讲的无非是几十年前开的“双百方针”的支票应该兑现了。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哪里来的“齐放”和“争鸣”？！花了一百几十万，开了这样一个盛会，真是大浪费，我的确感到心痛。

巴金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至少在作家个人书信写作和出版上说是这样的。那个时代的大作家们本身也是great letter writers，书信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书信收集起来往往都有十几集。他们的书信常常被当作研究他们思想和艺术轨迹的重要线索，有时他们是通过写信来阐述自己的艺术见解的，往往这是他们正式发表的作品的雏形，可从中看出他们的思想脉络，看出某一个思想的火花是怎样被几句寻常语和现实中的微小现象所激发直至星火燎原，发展成某种重大的思想艺术观念。

估计以后的书信研究将被“电子邮件”研究所替代，那些随时发送的短信般的电子邮件到底有多少研究的价值呢？所谓尺素、尺牍、鱼雁，飞鸿，所谓书简，所谓手稿，连这些名词都渐渐远去了，如这场春雪。

 点看<雪泥集>编者后记,点看《杨家兄妹与<坚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