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给自己当老师的感觉

又有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劳伦斯小说中英双语版了，还真没想到双语这两年成了流行趋势。当初张文武在中国书籍出版社时精心出版了两册双语版的散文和小说，我居然担心他卖不出去砸在手里，所以每册字数都没敢多选，都是选了10万字上下。

后来译林出双语的《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更是让我揪心，那么厚的一大本，谁会买呢？定价上一定要做的SMART才可以，定价高了肯定亏本，让我拿了稿费倒像是借了债。

现在又有出版社要出几本双语，看来这个行市是不错的，说明读者的口味变了，特别是英语读者，大家都想读中文消遣，读得有趣时顺便看一眼英文的原文，比较着欣赏。这是我这类译者的福分。我也不战战兢兢了。

但有一点要战战兢兢的是，过去的译文多是弱冠之年的少作，以后再版时仅仅是匆忙中把中文顺了一遍，或者是增加些注解，没有时间做全面的校正。这次要大量出双语，就得整个从头至尾对照英文梳理一遍才行，一是改正明显的错误，二是润色旧文。这个工程应该是艰巨的。好在出版商很宽容，给了我相对宽裕的时间做。

面对旧译，时而汗颜，时而惊艳，百味杂陈。

所谓汗颜，是小青年暴虎冯河，不知有汉。如《菊香》是开启了我的劳伦斯之门的小说，当时上大三，20岁，就忍不住翻译了出来。还记得那是在河北大学图书馆后面乱石乱瓦堆积的地上，那里有几棵大槐树还是榆树，很僻静，我就坐在小板凳上，膝盖当桌，偷偷地翻译（不敢让别人知道我有做翻译家的非分企图）。然后投稿给了《译海》还是别的杂志，从此泥牛入海。当时也没复印机，稿子丢了也就丢了。后来是凭着第一遍的印象，重新翻译一遍，直到出书时才拿出来修改了一些地方。现在对照英文看，里面有些基本的错误令我汗颜，有些幼稚的句式让我发噱，但有些精彩的句子还很让我“惊艳”，这样的句子让我现在绝对翻译不出来，那是需要青春的冲动才能搜索出来的汉语对应词语。现在可能更理性了，翻译出来的是正确但没有感情色彩的句子。所以我说翻译与创作一样，一定要早点开始，文字错误可以修改，但热情与幻想是找补不回来的。现在我在给20岁的我当老师，修改那个时候的修辞和文字，但也欣赏自己那个时代的冲动。

《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一文则是我在福建师大毕业前翻译的，24岁，刚得了硕士学位，离开学校前大家在忙总结，忙鉴定，忙告别，忙整理行囊。12月的福州阳光很温暖，日子很悠闲无聊。于是我就趁这些日子，在长安山上面对闽江，晒着太阳，在野龙舌兰从中把这个中篇小说的初稿翻译完了，像劳伦斯一样，我也是把我的文字写在横格本上。后来参加工作后，住办公室，晚上空空如也的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就有了时间抄写出来拿出去发表了。这个东西虽然比《菊香》翻译得好，是硕士水平的（冷笑一下），但现在看还是很幼稚。但那些大段的激情色彩的描写，看起来还是很舒服，估计是我现在翻译不出来的。

于是我用现在的学识和理性纠正当初的错误，但欣赏地保留了很多当年的句子，那是任何学问所不能替代的与青春和热情有关的肉身之道。

我还顺便想起我二十多岁当编辑时拿到那些中老年译者的稿子，在叹服他们的渊博学识之余，竟敢时不时给他们“润色”，修改的是他们那些四平八稳的正确句子，使其读着有质感些。看来好的译文应该是“平衡”的结果，最好是老译者的稿子给年轻编辑编，提修改意见；年轻译者的稿子给中老年编辑修改。这样会互相取长补短。但这仅仅时理想而已。我担心的是后者：太年轻的译者的稿子落在老编手里，可能会因为幼稚而遭到枪毙。哈哈。而在于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是自己给自己当老师，只会改过去的错，自己嘲弄自己一番，但还能欣赏自己过去的脚印，稿子肯定不会遭到枪毙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