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偶然中得知，老李走了。他是我参加工作走入社会的第一个直接领导，即编辑室主任。他是2008年走的，可我现在才知道。尽管多年不联系，但听到他走的消息还是心中很惆怅。

     我早就在1992年就通过考试进了现在的这个很多人“仰视”的单位，一会儿干新闻，一会儿做专题，后来又做编译，业余时间都忙自己的翻译和小说写作，生活的十分文学，因此离开原来的地方已经18年，基本上与那个单位失去了联络，跟老李也是偶尔联系。最近一次联系还是在2002年，我把自己出版的几本书寄给他，算是给老领导一个小小的汇报。他收到我的书，还专门打电话给我祝贺我出了新书，但也没有表扬我，只说里面我拍的照片很好，劳伦斯的家乡“很朴素，但很有味道”。然后就说起他们家要拆迁了，会拆到四环外，房子面积会扩大，外面还有很大的城市公园，空气比城里清新多了，为此很高兴。我还说等他搬了家去看他。结果忙忙碌碌这几年就没去，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才76岁的年纪。

     反思这些年疏于联络，自己忙碌是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和我的这位老领导关系一直若即若离。我因为是冬季毕业的研究生，没赶上和1984级那批夏季毕业来社的大学生一起分配宿舍，所以我来后出版社已经没有床位了，人事处安排我住社里的招待所一个好几人间的一个床位，等1985年新的一批大学生来时统一解决宿舍。这意味着人事处要支付我半年的住宿费。但我比较喜好安静，那个招待所里整天人来人往，晚上无法休息，就提出搬到办公室住。老李欣然允许了我这个非分的要求，还把自己午休的行军床给我晚上睡。于是我就肆无忌惮地把箱子和被褥都搬进办公室，堆得很难看。但老李没有批评我，还说睡办公室挺好，晚上还能安静地读书。

     那半年办公室住得我灵魂出窍，根本不敢病，感到不舒服就赶紧吃药，别人走后赶紧睡觉发汗，生怕病倒在办公室里。经常有人半夜来办公室看书写作打电话，还有来抽烟聊天的，等人家都走了我才能休息。为此我心里也有怨言，也有人说主任也不为你奔走一下早点安排宿舍。但他是五十年代过来的人，自己就住过多年办公室，因此对我住办公室觉得很正常。不是同代人，不能强求他。况且他也不烦我那些行李，还经常拿起我的哑铃练几下扩胸动作呢。后来因为分房子我遭到不公平待遇，有人就说老李不为年轻人仗义执言，帮我要房子。但我就没有怨言，因为我知道他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相信组织会公平处理的，另外他是个书生，和分房的官僚也不是一路人，去说了也白说。他倒是有时看我沮丧，会劝我别想太多，房子早晚会分，他当年结婚住12平米的城外平房，一直住了很多年。我明白他是个散淡的人，所以我不会怨他。相比之下，有的主任很为自己的部下争利益，但他们要求部下为他们做很多工作之外的事也多。而老李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他个人做过任何事。这似乎是很多上海知识分子的特点。

     老李是上海人，是开明书店的学徒，中学学历。但他多年勤学苦练，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文章也很典雅，文学修养甚高，戴着眼镜，谈吐文雅，完全靠自学，达到那么高的水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相比之下，他那一辈的多数工农干部仅仅靠资历和权力发号施令，不学无术还颐指气使，实在是可怜又可悲。老李是那一代自学成才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但毕竟我是学英国现代派文学出身，在这方面就无法完全与他沟通。我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我就在他能接受的范围内申报选题，几年下来，工作上还是很顺利的，除了不能实现我出版现代外国文学作品的理想之外。但每次我申报选题他认为离谱的，都不会批评我，而是告诉我他要向总编汇报，汇报的结果都是“我们认为不合适”。能有这样通情达理的领导在1980年代已经很让我宽慰。

我比较懒散，又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写作和翻译，熬夜，早上肯定是不会8点到办公室的。但老李从来也不批评我，只要我不耽误工作量和公共事务就行。他的确是只用工作量和工作质量管理我们，别的方面从来不过多干涉。比如他作为党支部书记，最早要求我写入党申请书，但后来发现我这人不适合入党当干部，也就不再提这事，但也不因此批评我落后，对我还是很热情公平的。这在他那一代党员干部里基本上是少见的。

于是我在出版社6年，基本上是做一个合格的编辑，不做出格的事，但绝对不遵守上下班时间，也不要求进步，也从来不会和领导拉关系，因为我的这个领导不需要我拉关系。因此我得以有很多清闲的时间做自己的文学。

后来我因为工作关系被调到总编室当个科长，时而回到编辑室做调研和对外版权推广，老李对我十分热情，开玩笑说你是咱们这里出去的，一定要替咱们编辑室留意把咱们的书推广出去啊，“苟富贵，勿相忘”。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并不很在意。

就是这么一个勤奋努力散淡实在的上海人儿，来自普通的上海百姓人家，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官，也不在工作之外和下属有任何交往。我就那么平平淡淡地在他手下工作几年，再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出版社，时而会想起有过这么个领导，会把他和后来遇见的那些张牙舞爪的领导做比较，因此很喜欢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这样似有似无，也就在似有似无中离他远了。他肯定不认为我是他喜欢的那种人才，但从来没有批评我，有人给他打我小报告他也从来没有“处理”我，想想真是难得。我这么各色的人，能遇上这样的领导，本身就是对我的保护。而我每每想用自己写作和翻译的作品送给他向他展示自己的进步，都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因为他沉溺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对我摆弄的这些洋文学根本不感兴趣，因此他也不表扬我，只是“祝贺”我又出书了。他是编辑《牛虻》那类文学的编辑，估计是希望我能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但我可能让他失望了。但他从来不说。

在他的不批评，不鼓励，和蔼平淡的领导下，我那几年利用大好的时间为我后来的写作和翻译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想想，我真该感谢他的。可惜，年少时不懂事，不懂这本身已经是难得的馈赠，总以为只有拔刀相助才是帮助，因此不懂得感激。后来竟然没再去看他，实在是遗憾。因此才有了现在这篇小文，算个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