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的产物。（劳伦斯的有关论述详见其散文《还乡》、《诺丁汉矿乡杂记》和《我算哪个阶级》等。）

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如日中天之时，劳伦斯凭着其对人/自然的本能关爱，凭着其天赐的艺术敏感，触及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和疾病症候，其作品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显功力，无怪乎他被称为预言家。他的作品也因此跨越了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而成为文学的常青树，真是难能可贵之至。一个穷工人的儿子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除了造化使然，后天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砥砺亦是关键 – 生活在肮脏的工业文明与田园牧歌的老英国的交界地带，出身于草根备受磨难，但艺术天分促使他孜孜以求，吸取的是本时代最优秀的文化，从而他的写作超越了阶级出身和阶级仇恨，探究的是超然的真理。而他这样游走在各种文化群体之间的边缘作家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所关注的话语上的天然“差异”者、意义的“颠覆”者和“消解”者。所以说，劳伦斯文学的魅力愈是到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是得到彰显。

劳伦斯试图创造一个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第三者，这就是麦勒斯。在此劳伦斯超越了自身阶级的局限，用道德和艺术的标准衡量人，用“健康”的标准衡量人的肉体和灵魂，才选择了麦勒斯这样的人作自己小说的英雄。而森林在劳伦斯眼中象征着人与自然本真的生命活力，更象征着超凡脱俗的精神的纯洁。而森林中万物的生发繁衍，无不包孕着一个性字。劳伦斯选择了森林，选择了森林里纯粹性的交会来张扬人的本真活力，依此表达对文明残酷性的抗挣。

劳伦斯真是用心良苦，也真是书生气十足。他创造的简直是成人的童话！他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呢。是的，劳伦斯是在废墟和瓦砾上激情高歌的诗人，将全部的悲情化作温情，给人以信心。郁达夫在劳伦斯逝世后不久就读了劳伦斯的作品，他英明地指出：劳伦斯是个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此言极是。所谓厌世，自然是面对汹汹人势表现出的超然与逃避；所谓积极，当然是在看破红尘的同时依然顽强地表现出对人类的信心。于是劳伦斯选择了麦勒斯这样孤独隐居但性力强健的男人作他的理念传达者。这样的男人与世界的结合点只有自己最为本真的性了，他只与脱离了一切尘世丑陋的女人之最本真的东西接触，这就是超凡脱俗的性，与鲜花、绿树、鸟禽一起蓬勃自然地在大森林里生发。谁又能说，麦勒斯不是一棵伟岸但又柔美的橡树？一个复归自然的文明男人，集强健的性力、隐忍的品质和敏感的心灵于一身，对女人和自然界的鸟兽花表现出似水柔情。郁达夫，中国只有郁达夫才能在劳伦斯刚刚逝世不久就做出了一个这样透彻的判断。

一个要摆脱代表死亡与坟场的丈夫的鲜活女人遇上了麦勒斯这样一个卓尔不群回归自然的理想主义男人，在童话般的林中木屋里自然而然相爱，演出了一幕幕激情跌宕的生命故事。小说字里行间荡漾着的生命气息，幻化成大战后废墟上人性的希望祥云，富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这种冲击力在于它童话般的真实性。在这个文本之内，劳伦斯营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东西只要是在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它就是真实的。”[i]我想这是一种源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艺术真实，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

小说创造的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只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能说《查》是一部象征小说：小说中每一样事物都具有象征意义，直至最后整个小说本身成了一个庞然的象征。林语堂谓之“含蓄着主义的性交”，可能指的就是小说的象征性。

这部小说表层的自然主义与深层的象征主义之浑然一体，使其最终成为超自然主义的自然象征主义小说，这应该是解读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有西方学者认为，劳伦斯文学脱胎于维多利亚传统，但是对这种传统的反讽式模仿，意在颠覆刻板僵化的传统阅读习俗，洗涤被文明玷污了的字词，还其干净本质，这里特别指的是“四个字母”的禁词，从而劳伦斯文学超越了传统。[ii]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胆识，将自己置死地而后生，亦需要高超的技艺与雍容的姿态。劳伦斯受到激烈的攻击，多来自人们对其“矛”的世俗解读；劳伦斯受到追捧，则因为人们对其“攻盾”的努力的嘉许。劳伦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他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当了一回烈士：这本书在欧美被禁三十余年，在其他国家则长达70余年甚至更多。但他最终还是获得了新生，他唯一要感谢的就是时间，时间可以涤荡一切陈腐、僵化和专制。他的创作终因其对摧残人性的工业文明的抗议、为人性解放的可能性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帮助当代人从虚伪的道德羁绊中得到解脱的“真诚不懈的渴望”吸引了全世界众多读者。[iii]

了解了这一层意思，我们就把握住了这部小说形而上的内涵，而不至于停留在其表面的性描写上画地为牢，无端訾议。中国古语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艺术的真实往往是形而上的。从这个意义上去考察这部小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算一家之言，聊以代序。

与这部小说写作的一些历史和个人背景也是不可忽视的。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是其独特的个性和主观性与时代背景和环境的影响互动的结果。而在于劳伦斯，这样的互动就更为突出。在此略做交代。

1925年，劳伦斯还在美国和墨西哥漫游时，从16岁开始长期困扰折磨他的气管炎和肺炎终于被确诊为肺结核三期，在没有发明出抗生素的年代，这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眼看大限将至，自己还在创作上徘徊，劳伦斯肯定心急如焚。

他是不甘心自己长时间内写不出力作的。1920年《恋爱中的女人》出版后并未引起轰动；后来的《迷途女》被认为是为钱而写的平平之作；《亚伦之笛》、《袋鼠》和《羽蛇》虽然独具匠心，但一时难为圈内人士认可，评论寥寥，且抨击者为多；《林中青年》是与别人的合作，乏善可陈。而他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和游记等并非他的根本关切。他的写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作，才是他的生命支柱，这来源于他对长篇小说的本能认知。查出肺结核三期后，他在给澳大利亚女作家莫莉·斯金纳的信中说：

“我还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可以与你所创造和记录下的人物及经验生死交关，它本身就是生命，远胜过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俗物……” [iv]

这一年是他创作上的“休耕年”，他开始潜心于理论探索，写出了一系列小说理论方面的随笔。他的理论探索为他的扛鼎之作找到了关键词，这就是要张扬“生命”。其实劳伦斯1912年与弗里达私奔到意大利北部的嘎达湖畔时就已经通过直觉触及到了未来十几年后生命最终结束之时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的主题了，其理念在游记《意大利的薄暮》中已经初露端倪，他要做的只是等待和寻觅，寻觅将这理念附丽其上的人物和故事，从而将这理念戏剧化。这一等就是14年，等到医生宣判了他的死刑。

随后他在1925年和1926年最后回故乡两趟，看到英国中原地区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看到生命在英国的萎缩与凋残。他终于失望而去，彻底与阴郁冷漠的英格兰告别。待他再一次回到他生命所系的意大利，在那里，阴郁的故乡与明丽的意大利两相比较，两相冲撞；在那里，他以羸弱的病体考察了意大利中部古代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墓葬和完好如初的彩色壁画，伊特鲁里亚人充满血性的性格，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对神灵的虔诚膜拜，对死亡的豁达，这些与基督教文明下人的物欲横流和人性的异化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劳伦斯深深地迷上了罗马人之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意大利人真正的祖先伊特鲁里亚人：“苗条，优雅，文静，有着高贵的裸体，油黑的头发和狭长的脚板。”[v]意大利的现实和远古都感召着劳伦斯心向往之。于是，潜隐心灵深处多年的小说主题终于得到戏剧化，终于附丽于麦勒斯和康妮两个生命的阴阳交流之上。这就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本生命之书，一首生命的抒情诗。

黑马

2009年3月修订

特注：

我曾在英国的电视文献记录片里看到过1960年这本书在英国解禁后读者们排着长队在街头购书的壮观情景，那是我出生的那一年离我万里之外的伦敦的街景。那时我憧憬着某一天在中国人们购买我的译本时的场景，但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读者绝不会轰轰烈烈地排队买书。人们只会带着几分嘲弄的笑容，随便买上一本，当成一个特殊时代的古董买回去，边看边说：“真斜门儿啊，人类怎么会干出这样的蠢事，把这么虔诚的书禁了这么些年！”

我能顺利地翻译这本世界名著，首先要感谢1980年代湖南出版社重印的上个世纪30年代饶述一前辈的译本。饶先生的译本启蒙了各个不同时代的中国读者，功勋卓著。虽然当初最早读这本小说读的是英文版，但真正让我读得酣畅的还是饶先生的译本。因为在八十年代曾忘我地恶补了一阵子郁达夫等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所以对饶先生译文之明显的三十年代白话文体并不感到隔阂，甚至觉得三十年代作家文雅的散文语言风格应该得到后人的传承。因此我很是服膺饶先生精湛的文字造诣，也艳羡饶先生对英国人生活了解的透彻，这体现在其译文遣词造句的细微处，若非劳伦斯的同时代人并体验过真正的英式生活，是不会用词如此准确的。我为我们国家在劳伦斯谢世不久就出版了这样的优秀译文感到骄傲。七十年后当我复译这本书时，我感到我是同时在向劳伦斯和饶先生这一中一外两个良师讨教，我甚至似乎看清了饶先生的身影：一位身着蓝布大褂，戴着金丝边眼镜，灰色的长围巾甩到后背上的教书先生。从当年的译者前言看，饶先生是在北京翻译的这本书。但愿他也是住在南城的某个胡同里，如西砖胡同或南半截胡同，或许也经常在我家附近的绍兴会馆、湖南会馆及法源寺门前散步溜早儿吧。但愿我的想象与现实吻合。我完成了这部译文，想法子寻找饶先生在北京的萍踪，但终于未果。我真的为此遗憾，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禀赋的文化人，怎么就在祖国的大地上蒸发了呢？怎么连他的后人都无影无踪了呢？我真想找到他的后人，甚至写一本他的传记。我在等待上天的恩赐，把他和他后人的消息赐给我，让我开始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工作吧，苍天助我！在我找不到他之前，我只能凭着想象把他虚构进我最新的长篇小说中去，或许这是身为小说作者的特权。

我要特别感谢2001年在劳伦斯的母校诺丁汉大学劳伦斯研究中心的留学经历，感谢劳伦斯学教授约翰·沃森的开导和点拨。基于认同沃森教授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在翻译时特别注意译出原作的“讽刺意味”。至今对沃森教授在课堂上用十分戏剧性的语调朗读本书开始一段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虽然没有录音（万分后悔，不曾向先生提出录音的要求），但他的表情和语调永远准确地刻录在我记忆的磁带上了。而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那第一段是正剧笔调。是沃森教授的话改变了我的认识。因此我庆幸自己是在赴英伦“取经”后才领命翻译，否则认识上的差异会导致译本风格的偏差。我希望我用中文忠实地传达出了沃森教授启发我理解的劳伦斯风格 – 当然我相信那就是劳伦斯原著的风格。

跟随沃森教授研读劳伦斯的我，身份只是一介普通访问学者，等同英文进修生而已，要做的只是选修旁听一些博士和硕士课程，不参加考试，因此也不交学费，保持出勤即可，而作为导师的沃森对我没有任何义务和责任。但沃森教授给了我这个来自中国的进修生特别的关照，主动提出每周专门拨出一小时的固定时间回答我的问题。习性散漫的我，这次必须为了他的“答疑”而发奋研读，准备出一些值得他回答的专业问题，否则便觉汗颜，丢了中国劳伦斯学者的脸面。每次外出参加有关学术活动，沃森教授都会用他的车子送我回在普通住宅区里租的房子。我向他表示感谢，他会幽默地说他倒要谢我，否则他就没有机会来英国劳动人民的住宅区看看。是沃森教授的善意垂教和特殊的待遇，“逼”我进步，这一点我不曾向先生坦白，估计他一直认为我是个自觉勤奋的学生。想来真是自惭形秽，也深感幸运之至，不知我前生如何修下了恁好的缘分，穷困潦倒时有贵人相助点拨，不思进取时有贵人呵护扬鞭。沃森教授的鞭策便是典型的一例。

2000-2001年在劳伦斯故乡一年的逗留，使我在感性上深刻体验了英国特别是英国中部地区的生活和风物人情，对我翻译这部扎根于此的生命之书无疑是一种必须。我曾说过，我研究劳伦斯的路数实在是过于奢侈了。但严格地说，翻译研究一个外国作家，如果有条件，确实需要亲历他的故乡，最好是能够追随他的脚步将他走过的路亲自走上一遍。只从书斋到书斋，翻译和写出的文字总嫌虚妄，读者可能感觉不出，但译者方寸间的隔膜自知薄厚。因此我庆幸自己有过那么好的机会，去了劳伦斯去过的很多地方：英国，意大利，德国和澳洲。这样一来，每每翻译或评论他的作品时，我的眼前总是有一幅幅灵动的风景浮现，总有房屋、森林、街道让我触摸，总有风有雨有山光水影幻化身边。因此我感到我笔下的翻译和研究文字就有了生命质感和张力。我庆幸我的奢侈，我庆幸能做这样的外国文学译者和研究者。同时我感谢为我提供了游历机会的国内外机构和朋友。

本译本根据1994年企鹅公司出版的剑桥1993年版的平装本译出，意译了书后绝大部分注解并针对中国读者可能的阅读障碍增加了一些译者注解，这些译注得益于我多年来对劳伦斯的研究，亦得益于我在劳伦斯故乡的生活常识 – 我愿意把我读书得来的和在英国生活中得来的与本书有关的知识都通过做注来与读者分享，帮助读者贴近作品，这些是原著的注释所不能提供的。译者所撰的注解条目散落于翻译的注解条目之间，但都一一列出，如有错误，文责自明，以免牵连原注。

本文在随本书出版前已经部分发表在《书屋》杂志并收入拙作散文集《写在水上的诺贝尔》（2008人民文学版），本次出版前又有修改增删。

[i] 见拙译《劳伦斯文艺随笔》，2004漓江版，P230。

[ii] 参见Geoge Levine:“Lady Chatterley′s Lover”, D.H.Lawrence, Etd. by Harold Bloom,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 New York.

[iii] Михальская,Н.П.: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Романа 1920-1930-х годов, Издадельство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 Москва,1966,pp104-131.

[iv] 见2002年剑桥版平装本《劳伦斯书信集》第五卷，P293。

[v] 见2002年剑桥版平装本《劳伦斯书信集》第四卷，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