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劳伦斯的文学创作自有其坚持社会批判、善写下层和中间偏下层人民生活的特色(他笔下的上层知识分子角色也是要么脱颖于劳动阶级、要么与劳动阶级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但他之所以有别于二十世纪前半叶英国文坛巨匠们而独树一帜，是因为他有一个执拗的信念，这就是：他认为性爱的凋残导致了英人的精神空虚、文明枯萎；而只有使性爱回到自然、活泼的正常状态，英国才有更生的希望。

    劳伦斯的这种理念在他的一篇文艺随笔《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中达到了极至：   

“天呀！可怜的英国，她得先让年轻人的性得到再生，然后他们才能做点什么，让她得到再生，需要再生的不是英国，倒是她的年轻一代人。”

    “一个失去性的英格兰似乎教我感觉不到任何希望。没有几个人对它寄予希望。我坚持说性可以使之复活，这样似乎有点愚不可及。眼下这种性既不是我意中的也不是我想要的。因此我无法寄希望于它，无法相信纯粹的无性可以使英格兰复活。一个无性的英格兰！对

我来说它没什么希望可言。”[1]

    这种将一隅管见夸大为真理的说法确有其空想荒谬之处，但之于劳伦斯，这是一种信念，一种真诚，它扎根于他的血液之中，可称之为血的信念与知识。这位被阿尔都斯·赫胥黎称之为“神秘物质主义者”的旷世奇才一生推崇“血与肉的信仰，”首创“血的意识(blood—consciousness)”这一个人语型(ideolect)用于广泛的文学与心理学之研究与批评中[2]。劳伦斯把“血的意识”解释为“本能、直觉，即黑暗中知识的巨大洪波，先于头脑的知识而产生”[3]。他甚至号称：“我们的理智可能犯错误，但我们的血液所感、所信和所言永远是正确的，理智不过是一具枷锁。”[4]

    正是出于这样坚定不移的血的信念，劳伦斯才执拗地“咬定青山不放松”，对性意识和两性关系作了长时间的反思并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用文学艺术手段表现之。也正因此他才被称为“性宗教”的创始人和“爱的牧师”。

    严格地讲，劳伦斯性爱文学的代表作应首推其几部长篇巨构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儿子与情人》，亦包括早期小说《白孔雀》。其中、短篇小说中亦不乏激情描写。赵少伟先生生前选定这四篇(即《白色长筒袜》、《普鲁士军官》、《马贩子的女儿》和《狐》)收入《劳伦斯性爱小说》，以我的理解，是着眼于性意识之觉醒这一方面的。否则还可以选《公主》、《太阳》、《可爱的贵妇》或《牧师的女儿们》等。

    《白色长统袜》取材于劳伦斯的母亲年轻时参加舞会的一件轶事：在一次舞会上她信手从衣袋中拉出一块白手帕，可却尴尬地发现那是一条白色长统袜。劳伦斯仅仅采用了这一个小小的有趣情节，却苦心经营出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来。

    少妇埃尔茜真心爱新婚丈夫惠斯顿，将他当作可依赖的忠实靠山，但她又隐隐约约感到自己无法抵挡她的前老板亚当斯的挑逗。每年情人节亚当斯都送礼物给她，令她想入非非，不禁回忆起婚前一个舞会上与亚当斯热烈的交往。亚当斯活泼、性感、舞艺高超，这样的人对不谙世事、情窦初开的少女不能说没有诱惑力。故事就这样用白描的手法写埃尔茜潜意识中受着亚当斯的吸引，与之热烈共舞的场景。即使后来她嫁给了惠斯顿，仍然保留着几分孟浪，理智上拒斥着亚当斯的追求，潜意识中仍怀有几分钟情神往。作者并没有刻意描写埃尔茜“良心”上的痛苦与两难，只是通过有节制的叙述细节，让读者去捕捉这一层意蕴。事实上埃尔茜在婚前就处在这种矛盾之中了。道德观的规范使得她“许给”了惠斯顿就无法再同时与亚当斯发展关系。实则她潜意识中既有对性自由的追求又受着道德的约束，婚后依然如此。小说揭示的就是这种下层女孩儿的道德观与贞操观，真是对道德不着一字却处处透着道德的力量。

    小说的结局是美好的：小两口互敬互谅，和好如初。埃尔茜通过耍弄丈夫也排遣了自己潜意识中对另一个男人的幻想，心理上求得了平衡。而这一切，都是要读者细读方可理会的。悟出这层意思，我们才明白，这篇小说为何很久以来(甚至现在)一直不受重视。人们往往会把它仅仅看成是一篇写小两口讴气的小品。

    《普鲁士军官》是一篇有着双层甚至多层读解意义的小说。较为带有“阶级性”的分析，应该说成是一位下层勤务兵受到他的凶残上司的恶毒虐待和迫害，忍无可忍，从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奋起抗争，掐死了这个凶恶的军阀。这样理解大抵是不算错的。那个没有具体姓名的上层军官的确是在利用自己的官职企图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他的迫害对象又是那样一个朴实、诚挚甚至憨厚纯良的乡下兵，其手段又是那么残忍。稍有人性的人读之都会为之动容：对这军官恨之入骨，对那敦厚的勤务兵充满同情。这篇小说无疑揭露了军队中毫无人性的等级观念和残暴的征服欲。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都会说，将这篇小说冠之以“写实力作”是当之无愧的。   

    但我们同时又感到我们的阅读经验对这个解释表示不够满足：我们的直觉和情感思维似乎在受着作品“怎么写”的撩动，其特有的叙事方式和浓郁的悲剧氛围在撕扯、在震撼我们心灵的深处，令我们读之难以平息。我们很快发现，刚才得出的“写的是.....”被它的“怎么写”推翻了。原来“怎么写”与“写什么”浑然一体时，整部小说的读解才算完整。

    这时我们会联．想到美国大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著名中篇小说《比里·巴德》，也是一个阴险的军官折磨一个英俊下属的悲剧故事。

    于是我们会发现，这种故事的写法与我们中国式的同类小说写法很不一样。

    最大的不同在于整篇小说只选择了两个人物，不交代背景和故事线索，不知“前因”，也没有细致的情节发展，而是直接写两个人强烈细致的心理感受和情绪的紧张对峙。继而我们发现整篇小说在揭示人的心理能量时，这种能量在浓烈地向我们的心理承受力辐射着非人的力量；我们还会发现，整部作品中外景的描述与人物内在感受的紧张及其对读者的冲击是“内外呼应”的。这诸种心理能量形成了一个张力场。我们对这小说中一连串成段成段的外景描写感到喘不过气来，那一片片浓烈的色彩恰似一幅幅暴烈的印象派绘画，如凡·高的风景画一样。

于是我们开始感到仅仅是用“压迫-反抗”的视点并不能完成对小说的诠释：在小说的写实之表层下或背后涌动着“阶级分析”所解释不清的黑暗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