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应运而生的喜剧小品在各种晚会上大行其道，抢了传统相声的饭碗，据说是比相声好看、幽默。于是，随之诞生了无数的“笑星”和“喜剧明星”什么的。渐渐地，这些头衔已经不招笑星们待见，似乎非要称之为“幽默大师”或“戏剧艺术家”才行。不过，这里面也有实诚的，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就是靠耍巴自己逗观众一乐，以此为生甚至赚了大钱。他们甚至说那就是“作践自个儿”卖块儿挣钱，因此活得气实，打嗝儿放屁都山响，才不在乎别人叫他们什么呢。对这后一种爷们儿我就特宾服，因为他们特质朴，说话喘气都特本质。而前一种人里却有不少非把自己的噱头和逗乐儿往幽默上靠，以为凭贼眉鼠眼样儿就算幽默大师了。装什么倒无所谓，人么，总要适当地扯个面具。关键是这做法儿歪曲了喜剧和幽默甚至是一种玷污。任何明白什么叫喜剧和幽默并热爱之的人，都有责任说两句，把闹剧、杂七杂八的练贫，甚至以不惜口头作践“我老婆”和“你爱人’’为代价逗观众肌肉抽动的作品从喜剧与幽默中轰出去。这是因为，喜剧与幽默是文学艺术中最深层的神经，只有那些最懂得“悲剧”并超越了悲剧观的人才懂得喜剧与幽默的真谛。   

说到笑，不能不提及 钱钟书先生的那篇《说笑》，短短几页，却字字珠玑地道出了幽默的真谛：“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间，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随之钱先生称这类“冒牌”幽默者为“小花脸”。因为冒幽默之牌而身价大增的小花脸纵然也使人发笑，“但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者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只算“卖笑”。    ，

    “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古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

    至于喜剧之被假借则更为昭然。究其原因，如果说幽默还因了译名儿的障碍让人借起来不那么容易得手，喜剧则是可望文生义张口就来的，因为它既喜又剧。

    可当我们真正读了点．《儒林外史》，读了点马克．吐温或巴尔扎克什么的，我们才会明白什么叫喜剧。  当我们读着伊索寓言时发出会心的笑声(不是钱先生说的那种“马鸣萧萧”似的笑)，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喜剧的力量。如果说我们相信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让人生出怜悯、同情与净化的崇高；那么我们同样会相信，喜剧是把丑恶与罪行活化成一具打了花脸的行尸走肉，让人对之发出愉快的笑声，这笑声包含了人类的智慧宽容与善良，也笑出了人生的意义与无意义。因此我们相信喜剧更接近人的本性，是对悲剧的超越———让酒神精神弥漫人的悲剧存在，用全部的生命之轻来对抗存在的沉重。于是我们得出结论：真正的喜剧体现了艺术的最高价值。这样的喜剧与闹剧笑剧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如钱先生所说的人之幽默一笑与马鸣萧萧的笑那样截然不同。

    眼下似乎中国的文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喜剧时代，人们似乎经常“约齐了时间，成群结党大笑”。这种“下等游戏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当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因为并非人人需要幽默且幽默得起来。即使真会幽默的人，也需要时常做“马鸣萧萧”状以解脱幽默之累，因为造成幽默的往往是悲剧。于是卖笑作为一种职业当然赚钱且理所应当赚钱，因为卖笑与卖哭一样不容易是一种艺技(也偶尔成为一种艺术)。但大会串式的卖笑买笑决不可与幽默喜剧同日而语。卖笑者你就老老实实卖大钱但不必非往喜剧艺术家与幽默大上头靠，否则就是对艺术的玷污。

    当然，艺术你因为太洁白而最易被玷污，玷污了你你也奈何不得，只有有心人替你勤擦着点儿。真的，擦去污秽便还其本洁；假的，如何也擦不净。这块抹布，擦上哪个算哪个了。